满挺科技父与子，旧乡与新生

用户投稿 2025年08月23日 07:24:02 19 0

父与子，旧乡与新生

2024年初冬的下午，《旧乡》一书的作者李力，与《翦商》的作者李硕做了一场沙龙，为的是宣传半年前出版的新书《旧乡》。在这之前，这对父子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了。父亲与儿子，坐在一起谈论同一本书、同一个年代，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对于书中所写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乡村的生活样貌，父与子有着不同的理解。

李力（左）与儿子李硕。李硕/供图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5月16日专题《巴尔加斯·略萨：捕捉拉丁美洲的蛛网》的B06-B07版。

撰文丨罗丹妮

“是李硕鼓励我走上这条路的”

对于生于1954年的李力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一段生活，“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我十几岁，过了几十年，我一直没有把那段时间放下，睡不着觉了想，看文学作品或者听别人讲别的故事也能联想到自己的那一段生活”，“那是我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后来参加工作之后，甭管干什么，始终对我的为人处世有影响”。

1967年春，李力小学毕业、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当过大队电工、县里的印刷厂电工，1980年以后在留史公社工作，2002年调到县里水利局担任一把手。四年后，2006年李力刚满52岁，退居二线，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书中现在大部分的文章。

谈到这本书“无中生有”的过程，李力说，“李硕起的作用可不小，是他鼓励我走上这条路的。在这之前，我没有写过长篇大论的东西，因为在县乡工作，基本上不用写，都是靠嘴上说。我这学历，上到小学，后来在村里上初中、公社上高中，基本上没学到什么，大部分是靠读闲书。”

李硕认为，父亲退居二线后骤然冷清的生活，失落与反差，可能成就了这本书独特的样子。“那是大概2005年、2006年的时候，还是互联网论坛时代，有好几年的时间，他在‘县乡干部大本营’那个论坛上发言，开始学着在电脑上敲字，适应新的生活节奏。这个过程，他就开始常常想到自己以前在农村长大的生活经历，几十年过去了，对多数现在的人来讲，这些十分遥远陌生了，但里面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我就给了他一个建议，我说你可以先看看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散文，用最日常的语言写写你生长的那个年代，把那些事情简简单单地写下来，记录下来，就很有价值”。

在儿子的鼓励下，李力开始在论坛上以长帖连载的形式写起来，“当时是一个玩的心态，不是说传统写书那样子写一个多厚的稿子，再找地方发表，就是发在‘县乡干部大本营’的论坛上。网友都是从事农村县级、乡级工作的，这些人凑在一起共同语言多，很多人在我没写之前都已经在这个论坛里了，大家虽然没见过面，但对彼此的性格、爱好都有个大体的了解。那种互动是很好的一个动力，你写出一篇文章来，在上面一发，一会儿评论就反馈回来了，也可能大家都是熟人，批评的、说话损的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捧场的，这就增加了写作的兴趣”。

收入《旧乡》的文章，李力大概在两年之间就写完了，论坛因为是个人办的、后来没多久就解散关停了。李力为了保存这些内容，开始在知乎、豆瓣上以“一个闲人1234”的id（账号）发帖子。两个儿子是这些文章的第一批读者，父亲经常吃完饭喝点小酒继续跟孩子念叨自己要写的东西。后来的几年间，陆续有记者、编辑与李力联系发表，2009年7月，《亲历生产队时代的“吃”》发表在《新华月报》上。县志办的一个人还把这些文章全部打印出来、给周围的人传阅，寻找自费出版的机会。但李力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小众喜欢的，县里边的老同志、有喜欢看书的，县政府办、县委办的秘书，他们这批人基本上也都看过了，自己掏钱再出版，没有那样的动力”。

《旧乡》

作者：李力

版本：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

2007年，父亲的回忆文章差不多完成，李硕开始读博，他整理了这批文字，做了编辑、排版，带在身边，一有新认识的图书编辑就把稿子推荐给他们读读看，寻找出版机会。直到2024年，“乡村叙事三部曲”、第一部《旧乡》终于面世，起首以“生活志·吃的变迁”开篇，追忆了从1958年到1961年，再到1962年经济初步恢复后与“吃”有关的故事；接续其后的，有与吃穿住行有关的“洗澡”“穿衣”“民居”“火炕”；“婚丧嫁娶”“丧葬事”“走亲戚”“杀猪”“赶年集”；最后一卷则细致描述了田园耕作细节，从“开工第一天”“春耕播种”、到“间苗”“浇地”“打麦场”……每篇都不超过3000字，全书不到10万字、200多页，轻松好读。

可以说，若没有李硕对这部稿子的念念不忘，在当下信息爆炸、众声喧哗的出版环境下，编辑很难有机会读到隐没在民间的这样一部书，单凭个人的阅读兴趣、选题方向，发现这样一位五零后的新作者。对李力来说，自己二十多年前写下的这些文字竟然能出书、是巨大的惊喜，“对出版我看得还是比较重，我说这是我将来的一个墓碑”。

“我没有看过人类学的著作”

一般来讲，人过中年，书写回忆自己童年、青年时光的文字，很难不带着强烈的个人视角。《旧乡》所记述的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乡村的日常生活，从田园耕作的细节到人们的吃穿住行、婚丧嫁娶，但这个文本的特别之处，正在于它叙述角度的“无我”，笔调客观、冷静，不带入个人的情感色彩。

曾有人向“李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针对它的这个“特殊性”：“这个文本，我觉得很特别，它有一种普世性、非常人类学。它不是第一人称的讲述、个人性回忆录，像徐泓的《韩家往事》；也不是一个学术研究，从档案中扒材料来建构故事，像金茨堡《夜间的战斗》、孔飞力的《叫魂》；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像美国学者宋怡明，他研究四百年前明朝的屯军、卫所军户，跑到福建去做调查，主要是看当地的风貌。李力先生这本书，它不是从史料中来的，也不是做田野考察来的，他都是事后回忆自己当年亲身经历过的生活场景，感受、体验，书写下来，但又让自己置身事外。如果不看前勒口上的作者履历，很难想象这些文字出于一个乡镇干部。”——

人们闲聊的话题只剩下一个，就是“吃”。某人讲起前一天，裤腿里装了一根萝卜（上些年纪的妇女时兴把裤腿扎起来），偷偷带回家，村口有“护秋团”，凡回家的人都要搜身，此萝卜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用半锅水煮萝卜片，一家人每人一大碗，连汤带水吃了个不亦乐乎。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满脸的羡慕。

……

吃饱了，临走再拿几块熘山药，边走边吃，孩子们吃几嘴不吃了，一甩手扔到房顶上，更有好玩的，使巧劲把山药摔在墙上，名曰摔蘑菇。只是到了第二年，吃不饱了，又到房上把晒干的熘山药拣下来，摔在墙上的山药也用棍子捅下来，重新吃它。这东西坚硬无比，只能下死劲啃。

李力。

在豆瓣这本书的评论页面，有读者赞赏作者的客观翔实，对细节的描写精准、生动，是一本“另类非虚构”，比如，作者描述“火炕”：

借了东、西、南三面屋墙，只在北面垒一道五寸宽坯墙，外面抹泥。整个土坑的围墙就有了。中间用土坯支架起来，上面也用土坯搭砌炕面，抹上滑秸泥，再挂细泥。炕沿垒一道极平整光滑的砖。据说这砖是在烧制之前，先把砖坯磨光，刷上小米饭汤，再入窑烧制。也有人家在炕沿装一块光滑的模板，炕沿要高出炕面两寸许。炕面上铺上厚厚的滑秸，再上面铺毡条或炕被子，最上面铺炕单子。（书26页“民居”一篇）

再比如，在“丧葬事”一篇讲到“起灵”的一段：

饭毕。在大门外放几个“二踢脚”作信号，召集所有人等，在自家吃饭的乡亲们，听到炮声，也急忙放下碗筷赶来。有人把作灵的大车推到大门口。诸事齐备，管事的一声令下，鞭炮齐鸣，鼓乐大作。孝子、孝女们齐声大哭，长子扛起引魂幡，其他人拥簇着出来，在大门口，长子用力摔碎管事人递过的瓦片。之后，孝子们走到大门一侧，灵车前面数丈地方，跪倒。管事人招呼精壮男人们上前，抬出棺材，安放在灵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众人大呼小叫，彼此照应。然后在棺罩出租人的指挥下，七手八脚地罩上棺罩。这棺罩有七尺见方，五尺来高，木棍作支架，外面是白布作的罩子，帐篷一般……

也有读者对作者以如此中性、客观的方式讲述历史表示困惑，认为这可能是作者有意使用了一种人类学者的他者视角。

对此，李力的回应十分朴素，“如果让我讲人类学，我真讲不上来，我没看过有关人类学的著作，不太知道什么是人类学，这几年我一直在网上写评论，没有闲着，但我不喜欢讲我的隐私，不太愿意让大家伙太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样，我要让自己独立出来，我从主观上就是这样想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十几岁，过了几十年，我一直没有把那段时间放下，后来总是想起，所以说，对那段生活的看法越来越深刻。如果我站在那会儿的角度写，只能是一个孩子的角度，得不到后来的感慨和思考，那都是后来的感慨，一个成年人在回看的时候的感慨”。

谈及这本书的“人类学的视角”，李硕认为，从起源来看，人类学就是伴随着西方人在全球的扩张产生的，他们离开欧洲，来到非洲、美洲，见到了许多跟自己在欧洲老家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想要描述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人类学的本质。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旧乡》，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体现的不是空间上的跨度，是某个人离开了家乡去看一群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有一种时间上的跨度。进入21世纪，我们大部分人生活在城市化、现代化的环境中，想到我们过去经历过的农耕时代，就像是做了一次时间的旅行——那个时候原来跟现在这么不一样！父亲李力也是如此，“他恰恰是因为后来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再回看农村时代，才会察觉到具体有哪些东西跟现在不一样，是值得写下来的。本质上，这跟人类学有点像，就是先意识到有不一样存在，然后再把这个不一样的东西、与现在生活环境中不一样的那些东西记录下来。从这个角度看，《旧乡》也算是一种跨时空的、接近人类学原生态的记录表达”。谈及作者刻意回避“我存在”的叙述风格，李硕觉得更直接的原因是在准备写这个系列时父亲看了大量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深受其客观静态的文风影响。

写写“这个人情”

对于作者李力来说，写下自己无法忘怀的那段生活，将合作社期间农村的状况如实记录下来，除了个人情结，更重要的，也是希望后来的人，特别是参与社会治理、政策制定的人，可以读到这样一份相对客观的记载，能够了解当时社会的真实样貌。“这些东西，除了人物身份、背景有一部分虚构，事情都是真的，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不是我想象的、臆造的”。有意思的是，在怎么看待《旧乡》的这段历史上，作者本人跟儿子李硕多少有点分歧，李力说，“他（李硕）认为应该定位在延续了一万年的农耕历史上，我认为这跨越二十多年的事，刚好是咱们从集体经济到改革开放中间这段，是旧的农耕历史跟新的集体经济相重叠的十字路口，它跟此前五十年、前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两千年的农耕社会有很大不同，这种集体化模式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模式，但搞得稍微早了一点，跟当时的生产力有很大的矛盾，我想写这二三十年它们之间的矛盾，有一些教训应该吸取。”

李力说，自己虽然对这二三十年常常被饥饿感笼罩的过往没有太多留恋，但觉得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留下来。

“我就想写写这个人情。它是挺温暖的，是我自己怀念的地方。

这种人情往来，它是随时随地的。这家人做饭，没盐了，到邻居家借一把盐。那家人炒菜没油了，去邻居家拿了油壶要几勺，这都是挺家常便饭的事。两家人有这种来往，别的人会羡慕，没人理的那种家庭，跟乡亲们我不求你们，也不借你们，你们借我，我也不借，这就是孤立的家庭。书中我讲到那个时候家家都有自己的园子，种点菜，但菜的品种特别单调，不少家庭就互通有无，大家好到什么程度？不用打招呼，就直接到我菜园子里去拔。这种被拔菜的感觉很幸福，被人瞧得起，我们有这样的关系。有点像今天说的‘存在感’，就是我有价值，我对我的乡亲们有价值。虽然说我付出得多，乡亲们回报得少，但是给予我的这种尊重、重视，那也是一种财富。

李力。

现在是商品社会，都讲交换，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多少东西，或者我给你干了多少活你给我多少钱，都是一种交换。但我想，我们今天还是需要人情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友谊。这友谊，就是从人情发展来的，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怎么能不互相来往呢？”

“农耕文化的基因样本”

五零后的李力，可能是最后一批仍然向往、追念人情社会的人。他和他笔下的《旧乡》恰恰构成了七零后李硕“野蛮生长”的精神底色。阅读，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家人的命运。李力的母亲是50年代的初中生，家里一直有话本、小说，李力回忆自己三年级就开始看她的小说，第一本是《林海雪原》，第二本是《苦菜花》，后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学校里也有书，虽然少，但喜欢读书的年轻人凑在一起，传着看，很有乐趣。后来从乡镇调到县里，工作压力更小了，每个礼拜天都会去国营书店溜达半天，找最新的刊物，小说选刊读。李力说，“我没有腿走出去，一直在家，眼界也窄，但不愿意被发展的社会落远了，起码我能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一下社会，书是我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

李硕，就是在这样一个爱读书的人家长大。李力说，他从来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读什么，书就在那儿撂着，他们哥俩就自己拿来看。“李硕性格的形成，包括他后来的专业选择，都跟他初中毕业时看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有关。当时县里有农民组成的建筑队、工程队，有的是我们老家那边的，没事的时候会到我那儿歇会儿。他就自己提出要给人家打工，人家不要他说太小了、有一定风险，但他还是坚持去。他就是想体会小说主人公走向社会吃苦的情景，体验那种生活。”

李硕回忆自己小时候在县城，跟农村的关系非常多。少年农村生活的经历，父辈耳濡目染的影响，自由不受限的广泛阅读，赋予了李硕许多的“与众不同”：不同于大部分作者只埋首书斋，他首先是一个背包客，常年游走边远的山林、牧区，二十年间，李硕走过新疆、西藏、甘青川……穿越黄沙大漠、草原河谷，总要亲自去体验、观察，以自己现场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去检验他人已有的研究。更难得的是，他总可以毫无障碍地与当地人沟通，“随时到陌生人家里吃、住，体验他们的生活，变成新朋友，这可能是城市生长的人后天不易补的课程，这里既涉及认知层面，也涉及情感层面”。

也因此，李硕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叙事风格，他的出发点从来不是某个既有的观点或理论，他所关注的，始终是具体的人、人群，他总要把自己扔进人群，从现实人群的生活状态来体会和理解人性。在他笔下，帝王、贵族、士大夫、军官甚至“骗子”，都穿越历史，还原为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喜悦、振奋、忧虑、恐惧，有时隐藏自己的情感，有时也欲盖弥彰。

李力（右）与儿子李硕。

2007年到2023年，二十年间的游走、思考，其间经历重病垂危，死里逃生。李硕回看父亲的《旧乡》，有了新的眼光，它不单是关于一个人的历程、一个村落的历史，很多故事也反映了整个人类这一万年来最常见、最基础的生活样态——农耕生活。进入工业时代，失去了这部分生活经验的我们，恐怕很难真正理解我们的先祖；若我们保有这部分记忆和经验，“刚刚告别农耕传统、进入工业时代的中国人，和同属第三世界的人群交往时，可能比西方人更便于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我们知道何时需要先解决温饱”。

让人意外的是，父亲李力并不完全认同李硕对《旧乡》的这种解读，采访中，他坦率地说，“其实很多方面，对他的生活习惯、工作，我们的意见分歧挺大的，我和他关系也不是很好。”2013年，李硕毕业，父亲很希望他留在河北大学工作，就在家门口，可他最后还是选择去了新疆大学。说到两年前出版的百万级畅销书《翦商》，李力摇了摇头，语速慢下来，声音越来越低沉，“我只看了三分之一，再看我的心脏病就发了，我不会为这个搭上条命的。实际上，他的这个病，就跟这个书有直接关系，他是拿他的命写的这本书……”

“旧乡”与新生

2024年，《旧乡》出版，算了了李力心里的一件事儿，接下来还要不要续写（上世纪）80年代之后在自己乡镇工作二十多年的经历，他还没有想好，“需要找到一个对的角度，我想过，但始终找不到切入点，其实这些事毫无顾忌地写出来，内容是很丰富的”。如今，李力早已适应了退休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每天固定时间出去散步买菜，做做饭、上上网。他会在今日头条上写东西，多是评论，政治军事、家长里短，都会关注。看纸面的书变少了，网上看得更多，对小说、文学作品不那么感兴趣了，除非是精品，大多数一读就觉得不符合生活逻辑。但会选一些拍得好的、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反复看，比如《城中之城》看了三遍，《凡人歌》看了两遍。

对李硕来讲，2024年是迎来新生、换了活法的一年。上半年做完手术出院后，李硕和他的搭档一起尝试了拍纪录片、故事片，在书店跟读者做了放映、分享，谈及未来新的打算，李硕回应，“经过这一年多，我觉得该尝试的都尝试了，该获得的也都获得了，我没有把拍片子当成一个职业的事情去做，后面我们还是会回到各自原来的人生轨迹上，继续做自己相对擅长的事情。只是我觉得，即便现在我不当导演或者策划、制片，我还是可以继续写小说、剧本，也许以后它们有变成影视剧甚至电子游戏的可能。这些跟我之前做的工作还是有关联、有传承的，但也会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比如，从非虚构到虚构的叙事方式，都会去做……”不会改变的是，“弟弟和父亲，永远是我写书时预想的第一读者，不管写什么，我最在乎的是他们愿不愿意读、能不能读下去”。

对于读到《旧乡》的年轻读者来说，这本书所呈现的，“是五零后、六零后真实的生活，七零后的童年，八零后、九零后听爷爷奶奶讲的故事，零零后无法触及的历史”（引自豆瓣读者南国的短评）。我们期待着，从“旧乡”走出来的五零后的李力，七零后的李硕，会一直续写属于他们的，新故事。

撰文/罗丹妮

编辑/何安安申璐

校对/薛京宁

用人单位办托，怎样办得起托得好？人民日报记者调查

原标题：记者在宁夏银川、湖北宜昌、江苏宜兴探访——

用人单位办托，怎样办得起托得好？（人民眼·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①）

江苏宜兴市小马快跑成长中心内，老师带小朋友开展活动。翟霄帆摄

湖北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医生给宜心天使托育中心的幼儿体检。成莹摄

宁夏银川景博学校工会主席田丽萍（左）在方角石早托中心了解情况。受访者供图

数据来源：2024年9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

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长，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心。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约3000万名3岁以下婴幼儿，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实际入托率仅为7.86%。

“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写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鼓励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用人单位办托和托幼一体服务。”

各地区各部门加快完善普惠托育支持政策，不断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托育需求。

用人单位办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家庭托育点，这些不同模式的托育服务各有哪些优势？服务水平怎样？如何进一步补短板、优服务，实现更好发展？

记者调查版今起陆续推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一天中，什么时候最幸福？

对董武松而言，莫过于午休时站在托育中心窗外，看着女儿和小朋友们开心玩耍。

这家名为“宜心天使”的托育中心，离董武松工作的湖北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门诊楼不过几十米，承载着他和许多同事踏实的幸福。

“上班把孩子带到单位，下班领孩子回家，工作时间有专人照看，上班、带娃两不误。”董武松欣慰地说。

用人单位办托是扩大普惠托育供给的有效方式。为带动更多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2022年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评选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至今有3批共300家单位入选。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宁夏银川、湖北宜昌、江苏宜兴的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看其如何立足职工需求、结合行业特点，扩大服务供给，为本单位职工和附近居民提供优质托育服务。

开办托班

针对子女照护难，解除职工育儿后顾之忧

每天早上，董武松快3岁的女儿总要奶声奶气地催促：“爸爸，快上班！”

“没想到，上托班成了她每天最期待的事。”董武松笑言。作为心血管内科医生，董武松“不是在看诊，就是在手术，忙起来饭都吃不上”。他的妻子在一家制药企业上班，两口子都不是宜昌本地人，上托班的女儿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董武松母亲去世得早，孩子一直由岳母帮着带，但她农忙时要回老家干农活。“大孩子小的时候，单位还没有办托班。每当岳母回老家，我和爱人经常忙得焦头烂额。”董武松说。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职工约5300人。近年来，医院加大青年人才、学科骨干引进力度。“不少医护人员来自天南地北，父母不在身边，存在育儿困难。”医院工会主席魏清明介绍。

2021年，医院决定自建托育中心。“照顾好孩子，和做好业务工作一样重要。我们要让医护人员治病救人时心无旁骛。”魏清明说。

和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一样，解除职工后顾之忧，是许多用人单位办托的初衷。

下午5点，刚下班的江苏伟丰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宋梦莹穿过一条马路，来到无锡宜兴市小马快跑成长中心，门口站满了接孩子的家长。“看，不少家长都是我的同事。”宋梦莹一边说，一边跟其他家长热情打着招呼。

这家由伟丰集团主导创立的托育机构，源于企业内部的一次调研。

2019年，伟丰集团工会向全体员工发放调查问卷，了解他们希望单位帮助解决的实际困难，逾六成员工提到子女照护难问题。

在伟丰集团，20至40岁的员工数量约占一半。前几年，集团工会副主席黄云兰常听同事们抱怨，本地市场化托育机构收费价格高，且硬件设施、教育质量等不尽如人意。个别业务骨干还因难以平衡育儿和工作，提出了辞职。

“公司曾尝试发放育儿金缓解员工育儿压力，但收效甚微。”黄云兰介绍，单位办托后，跟市场化托育机构相比，价格有一定优势。另外还有接送方便、师资食宿让家长放心等特点，消除了员工隐忧，有效避免了因为托育难带来的人才流失问题。

但记者采访时发现，并不是所有职工都把孩子送到单位办的托育机构。这是为何？

在宜昌，价格偏高是主要制约因素。考虑到收支平衡，宜昌市多数用人单位开办的托育中心每人月均费用为2000元至2500元。多名家长告诉记者，尽管这一价格低于多数市场化托育机构，但对当地人均月薪六七千元的普通职工家庭而言，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目前，宜昌市办托单位职工子女入托率超过50%。

在黄云兰看来，这还与家庭环境、抚养理念等因素有关，“有的员工父母退休了，有较强的带娃意愿。还有一些老人对托育机构有顾虑，担心照顾不周，倾向于在家里带娃。”

部分家长的个性化需求也是重要原因。“我就有同事没把孩子送到小马快跑成长中心，因为其他托育机构的课程设置更符合她的要求。”宋梦莹说，有的家长会对比各个托育机构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等，再选择自己心仪的机构。

黄云兰介绍，在伟丰集团，目前有托育需求的员工，超过九成把孩子送到单位的托育中心，“我们要联合托育机构把这件好事办好，不辜负员工的期望。”

因地制宜

办托模式多样，结合单位特点“量体裁衣”

走进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穿过门诊楼、住院部，一幢粉色的三层小楼映入眼帘，这里是宜心天使托育中心。

托育中心所在地原先是设备库房。2021年，医院争取到有关专项资金150万元，腾走设备，重新装修小楼。“近1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比一般托育机构宽敞。”魏清明说。

有了场地，还需要人才。2021年，医院安排时任儿科护士长牵头筹建托育中心，儿科护士孙亚娟从那时起参与进来。她先到武汉等地的托育机构观摩学习，又在宜昌一家托育机构跟岗学习1个月。医院还从广东深圳请来1名幼教专家，招聘了6名幼儿教师和保育员，负责托育中心的日常工作。

然而，像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这样，场地、资金、人才等条件全部具备的单位并不多。自办托育，面临建设、运营、管理等一系列难题。

“单位自办托育，场地要符合婴幼儿活动安全标准，改造费用较高；专业保育人员薪资及培训成本长期存在，加上托育服务具有公益属性，光靠单位职工子女入学，难以覆盖运营成本，资金压力较大。”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季楠坦言，“职工需求分散、多样也是难题。”

季楠解释，中小型单位职工子女数量少且年龄分布不均，单独办托易导致资源闲置、产生亏损；大型单位虽需求集中，但如果职工流动性高，单位办托的稳定性难保障。此外，托育服务牵涉安全、卫生、教育等多维度管理，大部分单位缺乏经验，担心因管理疏漏引发纠纷。

为帮助用人单位卸下经营和思想包袱，银川鼓励单位通过“购买服务”“委托运营”等方式灵活开展托育服务，降低独立运营压力。“截至目前，银川共有托育机构197家，其中单位办托17家，全部采用与机构合作方式。”季楠说。

银川方角石早托中心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家早托中心，两岁多的马彬赫在保育员引导下，自己拿勺，一口口将碗里的食物全部吃完。入托数月，马彬赫的变化让妈妈杨蓓十分欣喜。“以前孩子一直由姥姥、姥爷带，在家时，经常扔盘子、哭闹，谁说也不听。”杨蓓是银川景博学校教师，平时工作忙，只能把孩子托付给长辈，但两代人教育理念差异大，家庭矛盾时有发生，“学校联合方角石早托中心办起托育班，孩子有专业保育员照顾，我们很放心。”

银川景博学校工会主席田丽萍回忆，考虑到独立办托资金投入大、管理难度高，学校主动联系了银川首家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托育机构——宁夏方角石早托育儿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为教职工开展服务。

2021年，银川景博学校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商议与方角石公司的合作方案，决定采用“注资换优惠”方式：作为一所民办学校，景博学校工会出资6万元，并向上级办学单位争取到近20万元专项补助资金，委托方角石公司开办“景博爱心托育班”。方角石公司则予以让利，以较低价格为学校教职工提供0至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

“我们的市场价为每月4800元左右，‘景博爱心托育班’价格要低一半以上。”方角石早托中心执行园长梁春园告诉记者，早托中心能接受低价，除了景博学校的注资补贴，更重要的是“爱心班”为早托中心提供了稳定生源。

梁春园说，在银川，托育机构运营淡旺季明显。“冬季寒冷，小孩子抵抗力弱，容易生病，一些家长不愿让孩子出门。”梁春园介绍，淡季时在托人数不到旺季的一半，但保育员工资、场地租金等成本却没有淡旺季之分。

双方“牵手”后，包括全日托、半日托在内，“爱心班”去年有19个孩子，今年又新增13个孩子，景博学校有需求的教职工子女已全部入托。

“虽然人均费用不高，但入托幼儿不少，能为我们分摊经营成本，一举两得。”梁春园说，2023年，景博学校获评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所获15万元资金补助被分批注入方角石公司，作为托育班的后续经费。

对很多单位开办的托育机构来说，仅靠职工子女入托，难以维持收支平衡，需要面向市场同步招生。“外部生源占到我们总生源的85%。”宜兴市小马快跑成长中心负责人岳桂英说。

小马快跑成长中心由伟丰集团投资400多万元，请上海小马快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集团的一处仓库改造而成，日常运营也由小马快跑公司负责。

步入成长中心，墙面柔和的色调温馨自然，墙上挂着孩子们的涂鸦及手工作品；二楼教室里，白板、弹力球等教具琳琅满目；三楼休息区，一张张小床整齐排列，自由活动区，滑梯、积木、跷跷板一应俱全……

“合作细节，双方充分讨论，各展所长。”黄云兰说，集团负责优化硬件设施，把控经营方向；小马快跑则对装饰设计、课程设置、教具购买等提出方案，确保改造标准化、适童化，运营专业化。

“近年来，成长中心吸引越来越多的外部生源加入，机构现在全年营收90多万元，基本实现收支平衡。”岳桂英表示。

拓展提升

优化丰富服务供给，增强单位办托吸引力

在宜心天使托育中心转一圈，只见每周营养食谱张贴在走廊两侧，游戏室里铺着防滑地胶，楼梯转角装有防撞软包……

“前不久，我的一个同事接到托育中心电话，说孩子打闹玩耍时受了伤。电话刚挂断，手机上就收到视频，显示保育员已抱着孩子小跑到了急诊室。”董武松说，尽管自己是医生，但工作忙起来，孩子生了病也只能让老人带着上医院，“对他们来说，进医院就像走迷宫，一老一小我都不放心。孩子放在托育中心，有个头疼脑热，可以快速到医院，安心多了。”

“单位办托的优势是更了解职工需求，可以在运营灵活性、针对性上下功夫。”孙亚娟记得，办托伊始，她经常带着笔记本“潜伏”进医院食堂、更衣室等，听取职工诉求。

为了匹配医护们的工作时间，宜心天使托育中心早上7点半开门、晚上6点关门，比一般的托育机构运营时间长。“有的医护人员临时有手术，来不及接孩子，我们会专门安排值班老师陪同，直到家长来接。”孙亚娟介绍，托育中心还面向全院职工招募志愿者，轮流陪伴新入园的孩子，缓解他们的分离焦虑。

2023年6月，了解到许多家长有寒暑假托管需求，宜心天使托育中心决定增设寒暑假班，收托3岁以上小朋友。“暑假期间，这里有近100名孩子，可热闹了。”忆起当时情景，孙亚娟不禁莞尔。

无独有偶，宜兴市小马快跑成长中心也有不少3至6岁的孩子。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不少职工的孩子年龄在3至6岁，虽已超过入托年龄，但仍有照看需求。另外，随着入托适龄幼儿减少，我们也乐见‘托幼一体’新形态的出现，以此扩大生源范围、补充收入来源。”黄云兰说。

2022年，无锡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发展的意见》，鼓励统筹整合托、幼两方资源，将0至6岁婴幼儿的保育与教育衔接起来。

手指抚摸橡皮泥，脚丫踩在填充了豆子的塑料布包上，几名婴儿在老师引导下，感受触觉的奇妙。这是小马快跑成长中心针对10个月以下孩子的一堂启智课。

“用实物和教具让孩子体验各种物品的质感，可以增强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课程教师戴筠告诉记者，成长中心将0至6岁儿童划分为9个教育阶段，不同阶段开设不同的启智课程，“整个课程一共设计了5000多种教具，在尊重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开展互动教学。”

“成长中心发展由伟丰集团主导，我们根据职工反馈，不断优化教学课程。”黄云兰说。

“孩子在这里，不但身体被照顾得蛮好，智力也得到适时开发，有利于托育阶段和幼儿园阶段的衔接过渡，同事们都挺满意。”前不久的一次体检中，儿科医生告诉宋梦莹，孩子在语言表达、肢体协调等多个方面表现优秀，这让她十分欣慰。

随着用人单位与受委托的托育机构合作走向深入，后者正尝试进一步开拓市场。

梁春园向记者透露，方角石早托中心正与一些用人单位洽谈合作，“对方可以购买服务，委托我们开办托育班；或自建托育中心，由我们负责运营。我们还可以提供‘送托上门’等服务，满足用人单位职工更多的个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