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圣科技爱宠复生梦工厂

用户投稿 2025年12月22日 08:40:01 6 0

爱宠复生梦工厂

英国短毛猫大蒜的生命起源于爱——主人黄雨出于对另一只猫的爱克隆了它。

说这话或许会遭到黄雨的反驳，因为在他心里，已故宠物相当于经历一次生死轮回，化作大蒜出生，它的生命得以“延续”。某种意义上，两者是同一只猫。

大蒜与其“前世”的对比照。黄雨微博@黄鱼啊啊啊啊啊 图

他口中的这场轮回耗时6个多月。色彩鲜艳的试剂、泛着金属冷光的V型手术台、近12只取卵猫和4只代孕猫等生物实验要素参与其中。因为商业化，这种轮回还成了一门新兴生意。

克隆犬38万一只，克隆猫25万一只。尽管商业化迟于韩国、美国的两家机构，自称“克隆工厂”的北京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诺谷”）开价更低且发展迅速，2年内克隆出40多只狗和“中国首只商业化克隆猫”大蒜。

“我们做的是件传递爱的事情。”当希诺谷总经理米继东这样说时，有人批评克隆宠物以爱之名却让一些动物承受手术实验的痛苦，有人对这门暂无针对性监管的克隆生意保持警惕。

米继东回应，“本身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是大家站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他声音沉缓而冷静，似乎笃信那些以克隆抵御悲伤、弥补愧疚、繁育名种的人终将登门。

拒绝永别

黄雨拨打希诺谷电话的那一天，浙江温州还处于湿冷的冬季。1月9日，早上天阴蒙蒙的，下午飘起了雨。

陪伴黄雨700多天的英国短毛猫死在了去往宠物医院的中途，这个噩耗让他的心情阴霾密布。他坚持将遗体带到医生面前，得到了尿路堵塞引起肾衰竭的初步诊断。

比起97岁的阿婆（外公的母亲）在他年幼懵懂时去世，这次生死别离带给他的感受深切得多。

愧疚腾地一下朝他扑来。他本来昨晚就要送吐了两天的猫去医院的，但他加班回家都晚上8点多了，怕医院不开门又拖了一晚，没能及时治疗。他没想到，这只他准备一直养到老的猫，两岁多就突然因病早逝。

“一只特立独行的猫。”这是它两个月大时留给黄雨的第一印象。

猫舍老板发来的视频里，他几乎一眼相中了这只英国灰白短毛猫。下巴处那一瓣灰毛让它与众不同。同窝9只小猫，只有它不抱团，自个儿待着，用清澈的金铜色眼睛富有灵性地看着周围。

想着贱名好养活，黄雨把它买回家，取名“大蒜”。不单刚毕业就每月为它花费近千元，他还给它铲屎、清洗发情期乱尿的床单、自制猫粮。跟新手爸爸一样，他常常在猫友群跟其他宠物主人分享“养娃经验”。

猫给他的回馈似乎更多。不管是睡前还是醒来的那一刻，他只需扫一遍头边、身旁、脚下，准能找到那团毛茸茸的小家伙，感到被陪伴的幸福。他还把猫带去深圳创业，陪他经历那段初入社会和深处异乡的时光。工作后，他回家累得不想动弹，唤一声“大蒜”，猫就会出现在他身旁，有时颇有灵性地用头蹭蹭他的手心。

窝在桌面上的猫。 黄雨微博@黄鱼啊啊啊啊啊 图

过往的美好回忆和感情让他舍不得和猫永别，以至于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则克隆犬新闻成了他的希望。和许多宠物死亡或老去的主人一样，他怀着克隆的念头查到希诺谷电话，拨了过去。

“您家是猫还是狗？多大了？身体状况怎样？”作为接收克隆意愿的窗口，希诺谷销售部线上主管杨冬杰接起电话，边询问边解答，感受包括黄雨在内的宠物主人的情绪与故事。

电话随时可能响起，不管她是在开车上班的路上，还是已经熟睡的凌晨4点。

年轻人说话速度偏快，风风火火地催着办事。中老年人讲话很慢很稳，细枝末节都问到了，动情时会沉缓地说想自家“孩子”想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女人情绪更激动些，有的哭得说不清楚话，她只得让对方冷静之后再打过来，不然“根本没法聊”。

这个做流浪猫救助的北京姑娘明白，不管是温州小伙黄雨、做红酒生意的上海女人张玥、在清华大学读过EMBA的王亦清（化名）、流浪狗救助者等克隆成功的客户，还是其他因宠物生急病、发生意外或垂垂老矣而咨询克隆的人，他们都是出于对宠物的爱。

不能冰冻遗体，不能过世时间太长，不能只剩牙齿和毛发。另外，温度、湿度、体型、埋葬环境都会影响到克隆成功率。电话那边的人描述过后，她有时给出建议，有时不想给出希望又让人失望，只能说“现在真的不行”。

除去克隆条件，价格也是通话进行下去的一道坎。拒绝永别是有代价的，两三成来电咨询的人会因为38万或25万的价格放弃，有些人会尝试讨价还价。

一通电话后，仍有意愿的客户会进入细胞保存流程——这相当于克隆的前奏。主人需要带着宠物前往希诺谷定点医院或北京的实验室完成皮肤样本采集，或者购买上门采样服务。

取样时，内蒙古海拉尔泰迪狗的女主人在家里“冷冰冰的氛围”中不停哭泣。河北唐山橘猫的主人取样后在夜里拿着铁锹去公园刨坑埋猫。一位女士不顾辛苦，连着开了五六个小时车、抱着装有爱犬遗体的小纸箱出现在希诺谷公司楼下，当面确认细胞保存后，又带着遗体驱车回家。

刮毛，消毒，剪皮，皮肤取样一系列操作只需十几分钟。接着，两块克隆供体的3毫米皮肤在显微操作下分离出体细胞进行培养。几天后，培养好的体细胞被冻存在了零下196度的液氮罐里，成为玻璃状晶体。

有些体细胞止步于此，一年保存费4000元。另外一些在宠物主人签署克隆合同后，从体细胞内取出的细胞核会与实验动物去除细胞核的卵母细胞融合，形成的克隆胚胎会被植入代孕实验动物的输卵管中，朝着与供体近乎一样的生命“进化”。

无性“轮回术”

两块金属板泛着冷光，组成了一个呈钝角的手术台。9月5日下午5点多，一只比格犬侧躺在这个V型空间内陷入昏迷。它的头边是麻醉呼吸仪和心电监护仪等设备，尾部下方是深绿色的手术洞巾。

5分钟前，两名希诺谷技术员来到关它的笼子旁。一人说着“来，宝宝，走咯”，一人抓住它的两只前爪把它拖到术前准备间。

术前准备间里，这只比格犬趴在地上，尾巴夹在发抖的后腿中间。技术员一边抚摸它，一边给它注射麻醉药物。由于挣扎，它绑着留置针的腿上流了点血，失去力气后被技术员两手环着肚子抱进手术室。

等待它的是一次冲卵手术。

一般而言，一组克隆猫实验需要近3只实验猫做冲卵手术，1只实验猫做胚胎植入手术。一组克隆犬实验大概需要5只冲卵犬和1只代孕犬。个体排卵数量存在差异，冲卵手术的台数也会上下浮动。

狗一年发情两次左右，发情期间会被安排做一次冲卵或代孕手术。由于猫是诱导发情，获取其卵母细胞需要给猫打激素促进排卵，再将模拟公猫阴茎的物品置入母猫阴道内刺激排卵。

但那并不意味着实验猫会连续性接受手术。希诺谷克隆事业部技术员刘宇博称，为了实验猫的健康以及卵母细胞的质量，猫的手术频率基本稳定在一年两次。

他介绍，一次冲卵手术约半个小时。一把刀将划开实验动物的腹部，狗的刀口约四厘米，猫的两三厘米。盘折蜿蜒的输卵管显现后，保持与动物体温一致的冲卵液会从一端注射进去。另一端，一个管子接住了被冲出的卵母细胞和冲卵液。

卵母细胞被冲出后，很快就会被拿去一墙之隔的细胞实验室里做去核操作。克隆供体细胞中的细胞核会被置入其中，经过电流或化学操作进行融合。

克隆胚胎构建成功后，手术室又会开展植入手术。

与冲卵过程相逆，十枚左右的克隆胚胎会被植入一只代孕动物的输卵管中。冲卵动物手术后状态好些后便被转移回养殖基地，代孕动物将会在公司的保育室内接受照料及待产。

工作人员把克隆胚胎植入代孕狗体内。视觉中国图

两个月左右的孕期中，有的胚胎在40天前停止发育，被母体“吸收”，40天以后，有的胚胎无法继续发育，代孕动物将会流产。

顺利渡过孕期后，代孕动物及克隆动物还要面临生产难关。

有些动物像大蒜的代孕妈妈258一样自然分娩，技术员会轮流守着监控视频前观察，为其“护航”。比格犬体型较小，如果为藏獒、德牧代孕，则要进行剖腹产手术分娩。

希诺谷克隆事业部经理刘小娟称，曾有一只嘴部发育不正常的克隆犬早夭离世。大蒜之前，曾有一只克隆猫经剖腹产诞生，但不幸早夭。实验初期，极少数实验动物会流产甚至死亡。

一种说法是，死亡的实验猫约有40只左右，约一半是买来不久后死去，另一些是由于实验后恢复差或者养殖过程中患传染病等原因。

刘宇博称，一个克隆项目一般要做3组左右，多则6组以上。以大蒜项目为例，做到第4组克隆实验才成功，近12只实验猫提供卵母细胞，培育成功的近40个胚胎分别进了4只代孕猫的输卵管中。其中，两只猫的胚胎被母猫“吸收”掉了，一只猫没有怀上，只有258怀上大蒜并分娩。

258给刚出生不久的大蒜舔毛。视觉中国图

希诺谷公司顾问、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赖良学称，对于实验动物来说，人工干预下的克隆是个非自然的过程，成功率肯定比自然怀孕低很多。克隆胚胎本身发育能力比较弱，被母体吸收的概率比较大，半途流产、畸形早夭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生意经

“生物研发实验是个充满偶然因素的集合，我们在研发当中也是有喜有忧。”希诺谷总经理米继东坐在会议室，边回答采访者问题边处理手头上的工作。

这位公司领头人将浅色短袖的下摆束进黑色长裤中，穿着一双蓝色运动鞋。40岁左右的他喜欢潜水，称“我喜欢尝试新的事物”。

用他的话来说，希诺谷2012年成立后一直处于“相对静默”的状态。直到2015年，公司重新定义业务范围，才瞄准了克隆宠物的市场，准备开始克隆犬的技术研发。

此时，距第一只克隆动物多利羊诞生已过去了19年，韩国秀岩生命研究院也在10年前培育出第一只克隆犬Snuppy后生产了550只克隆犬。希诺谷针对中国市场的调研结果表明，近700份调查问卷中，近20%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克隆宠物，超过5%的调查对象接受韩国公司10万美元的定价。

2016年3月，希诺谷建立近10人的技术团队，用14个月的时间完成我国首例体细胞克隆犬。2017年8月正式启动商业化不到一年，希诺谷完成了我国首只商业化克隆犬。

公司的注册资本也直线上升。2014年只有3万，两年后成了100万。再过两年，番了近十倍，已经完成A轮融资的希诺谷注册资本达1125万元。

这家技术型驱动公司除了宠物克隆服务外，还开展基因检测、细胞保存、基因编辑等业务。它位于北京五环外的中关村兴业创业园，70名员工中科研人员占了一半以上，销售和市场部门都是近两年才组建完善。

工作中的希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化验员。视觉中国图

2018年入职的市场部经理朱浩记得，这年他去了数不清的宠物医院和宠物店进行推广和合作，“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除了对克隆好奇或有意向的人之外，他也经历了拒绝和反对。一位开兰博基尼的七旬老人拒绝克隆，称自己有钱克隆但担心离世后没人给克隆犬送终。动物保护组织的大妈在他面前念叨了半小时“用动物做实验很残忍”。

这位不到30岁的市场部经理不动摇。《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全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达9915万只，59.1%的宠物主把宠物视为自己的孩子，27.8%的宠物主将宠物当作亲人。朱浩相信宠物克隆的商业前景，认为宠物成了很多人的挚友或是家人，一旦宠物去世，有些主人创伤不是换只狗就能愈合的，“就想要这只狗，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狗”。

从2017年商业化起，希诺谷已提供40多例克隆动物。朱浩称，宠物主人占了克隆客户的六七成，其余是具备社会或商业价值的克隆犬，比如动物演员果汁、警犬坤勋。而选择克隆的宠物主人大多是30至50岁家庭较富裕的女性。

“说实话，我们不会关心他到底为什么要克隆，只要他有这个需求，价格合适我们当然给他克隆。”朱浩说。

2016年，希诺谷拿到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放的《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获得许可证的条件中包括具有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生物安全管理制度。

一位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的业内人士称，《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只是认可该公司开展动物实验的资质，并不限定实验用途。针对克隆宠物商业行为的监管还是空白。

该业内人士建议，公司自律之外，市场监管部门或专业机构还应对其商业行为进行监管，要保证克隆动物的遗传和微生物质量，避免其携带引起疾病的病原及制造过程中的微生物感染。另外，克隆的潜在风险等信息消费者也应全部知情。

一张实验动物饲养基地照片显示，不锈钢狗笼整齐地排列在平房中，一个笼子关一只比格犬。狗笼采用镂空设计，最底层和地面保持着数十厘米的高度，粪便和尿液可以从空隙中落到地上，再被清扫。

有员工称，公司饲养实验动物为性情温顺且实验效果好的比格犬，以及身体素质好且来源广泛的中华田园猫。公司从繁育犬的公司及收购农村猫的猫贩处购买，一般要求生产过且处于发情期的犬猫，一只比格犬花费约两三千，猫则三四百。运往北京后，实验动物平时被饲养在养殖基地，要做手术则会运往公司实验室。

赵建平称，冲卵手术中对输卵管扎针会出血、每次开刀也不能做到百分百精确，实验动物的繁殖性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一般实验2至3次后，实验价值不高的动物将会“退役”，公司会找人领养实验动物，“需要领养的（实验动物现在）基本都出去了，我们养就几天时间”。截至目前，有200多只比格犬和十几只中华田园猫被领养，公司正在饲养的分别是1000多只和100多只。

一名员工称，一些没有被领养的动物会被低价重新卖回给养殖户，“就相当于说我们借了它一个卵巢使用”。但赵建平直接将这一说法定性为“谣言”，并表示找到领养人之前公司会饲养“退役”的实验动物。

在市场部经理朱浩眼里，对于克隆生意的“谣言”很多，公司大都采用冷处理，通过自己的平台告诉公众公司不会克隆人、克隆动物与正常动物在繁殖及寿命上并没有明显差异等观点。

尽管希诺谷目前正开展警犬、医用犬、马等克隆服务，即将进行第三轮融资，并且预计今年收入2000万，但朱浩认为，这家尚未盈利的公司仍然还是处于刚起步的艰难时期，“创业团队的感觉”。他期待着公司带领这个产业形成规模，相关部门完善监管措施。

爱与伦理

“她是你的玫瑰，是你在她身上付出的时间让她变得无可替代。”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百年前写下的童话片段仿佛为人们对宠物的爱做了注解。

但童话里没写，如果那朵宇宙唯一的玫瑰枯萎后失去记忆、原貌“再生”，人们该怎样面对。

克隆犬nini回家已经7个月了，带给主人张玥的熟悉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多。nini和已故宠物叫声相似到让她觉得精彩，眼睛里的血管瘤和肚皮上的胎记完全复刻，连互动逗趣及必须无缝贴着人身体的粘人姿态都一样。

nini跟已故宠物一样，张玥一对它吹气，它就对着气流疯狂地咬。澎湃新闻记者钟笑玫摄

这位经营红酒生意的上海女人偶尔带着酒气回到单身居所，看见已经褪去胎毛、形似已故宠物的nini，就对它哭。她问“别装了，就是你”，感恩“谢谢你还在我身边”。尚在幼年的nini有时安静，有时在她刚说完就跑来咬她，欢脱的样子让她瞬间清醒。

和黄雨一样，她也用“轮回”自洽。nini是现世，和已故宠物外貌几乎一样，但没有了前世记忆，性格也无法完全继承。nini刚到家接近已故宠物的玩具，她只是觉得狗对气味敏感。她也不想给nini定各类条条框框让它尽可能接近已故宠物的习性和脾气。那些不重要，她能再次陪着轮回后的nini一起长大就行。

“这种感觉还蛮神奇的。就感觉一定要花钱，想是想不出来的。”张玥说这话时，nini正在家里咬着鞋子撒欢。

她从未后悔克隆决定。已故宠物在她家生活了17年，陪伴了她整个青春，早已成了她的亲人。人死不能复生，但克隆宠物能“不死”。“Why not？（为什么不呢？）我当然要走在时代先列了。”张玥眉毛一扬，头也不自觉向上抬了抬。

至于钱，有些人用38万买车买表，她为什么不能买宠物的一份陪伴？做生意赚来的钱，她一直都是自己支配，她又没有孩子需要养育，父母不用她赡养也活得滋润。

宠物去世第三天，她就逃离了一起生活的家跑去云南支教。山里很静，好在有孩子叽叽喳喳的，上课、批作业、上自习，一件件事情填充了她的时间。但就算这样，她每天早晨对着形似宠物的玩偶说“姐姐出门了”时会哭，晚上回到房间说“姐姐回来了”也会哭。

克隆宠物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这点她承认。在她心里，这种“一己私欲”跟人为了口腹之欲吃肉没什么两样。如果要蓄意屠宰其他动物换来nini，她不会决定克隆。“除此之外，我的快乐大（重要）得多。”她说。

2018年11月左右，她去希诺谷接受媒体采访时看到了nini的代孕妈妈，一副嗜睡疲累的模样。听希诺谷员工讲可以领养代孕妈妈，她也一度问过父母的意愿，可是父亲只想养柴犬，她也只有照顾一只狗的精力，最终作罢。

“个别狗极富金钱和情感价值，而那些整个底层的狗则被当做物品和工具，成为人类商业运作过程中前行齿轮上的螺丝钉。”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生物伦理学家Jessica Pierce曾在《纽约时报》上指出克隆产业中实验动物的处境。

王亦清（化名）的雪纳瑞“兜兜”及它的克隆体。 微信公众号@希诺谷克隆工厂图

中国生命伦理学资深学者邱仁宗家里养过两只猫。在谈动物伦理前，他忍不住先回忆起第一只猫花花在世时的光景。

“花花一到九点半就叫我妈妈去睡觉，我妈妈睡了它又出来找我玩。我妈妈苏州人，喜欢打麻将，来了两个苏州亲戚高兴极了，一起打麻将打到两点半。猫就不干了，把牌扫到地下。他们就叫‘哎呀，花花让我们再打一下吧’，结果猫生气了，一屁股坐在桌子中间不走了。”说着有趣，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像个孩子般“咯咯”笑了起来。

母亲去世后，花花跟着邱仁宗，倒是没九点就催他睡觉，但工作超过凌晨一点就蹲在他键盘上不让他打字了。花花去世时，大叫了三声，邱仁宗也跟着大哭了三声。

本来他再也不想养猫，可经常出差的女儿把自己的猫豆豆给他带。“久了久了猫就不走了，哈哈哈……”邱仁宗感觉豆豆也能带给他快乐，甚至开玩笑想给它上自家户口。在他看来，养猫的快乐不需要通过克隆一模一样的花花才能得到，他更不愿意把这种快乐建立在其他实验动物的痛苦上。

尽管能够理解主人对宠物的爱，但他并不认为这个商业克隆的伦理问题可以被忽视。

他认为，克隆造成了实验动物无谓的痛苦。就算打开腹腔冲卵和植入胚胎的技术再成熟，麻醉的效用再强，实验动物也要承受痛苦，“想想现代医学下的妇女生产嘛”。

在动物痛苦与科研欲求之间，目前广获认同的平衡点是“3R原则”，即最大程度地减少实验动物数量（Reduction）、找到对感受痛苦没有能力的动物或其他办法代替（Replacement）、改善实验动物的饲养环境和给他们减轻痛苦（Refinement）。

邱仁宗主张，动物感知痛苦的能力越强，道德地位应该更高。他认为工商局、动物实验学会、动物保护组织方面的人可以一起制定克隆宠物的行业标准，严格用“3R”原则要求公司。

“伦理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人极其依赖宠物，经评估可能会有抑郁症的风险，可以考虑给她克隆一个猫。”邱仁宗称，若经评估后克隆，政府可以对克隆服务的买家和卖家加税，因为这种出于私人利益的高消费会影响社会医疗资源的分配和造成部分动物的痛苦。

大蒜主人黄雨也认同代孕猫258为克隆项目“受了不少苦”。他决定将它接回家照顾它的下半生。

回到黄雨家的大蒜和258。黄雨微博@黄鱼啊啊啊啊啊图

9月20日，258和刚满两个月的大蒜到了黄雨家。大蒜下巴处没有了已故宠物标志性的一瓣灰毛，这曾一度让他沮丧和后悔。但现在，他将大蒜视作已故宠物的轮回，像电影《一条狗的使命》那样，狗经过生死，外形变了但内在一样。

如果小猫长大后内在变了怎么办？

“还是一样爱它吧。不管怎样，它也是和‘大蒜’（已故宠物）息息相关的。”黄雨说。

唐代景教传教士入华与“流产文明”的背后

葛承雍

7－9世纪的中国唐代，是一个移民众多的国家，随着西亚波斯、中亚粟特诸国外来移民而进入中国的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基督教会传教士，开始在新的东方疆域内传播。

景教在中国存在了二百余年，经历了初唐、盛唐到晚唐的社会巨变。传教士们能把一种远离自己发源地的外域宗教移植到中国，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景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企图达到的目标自然是希望扩大影响，并将自己的文明融入东方主流文明。但最后，景教以失败为结局，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世纪的“流产文明”。“流产文明”的命运在唐代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很多学者都有讨论与分析，与其他宗教相比，还有什么主要原因？

一入华后传教面临的困难

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的活动中心在萨珊波斯帝国境内，在进入中国前已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拥有独立而完善的宗教传统。在制度上，坚持主教、牧师等神职人员等级分明；在教派上，突出修道院的特色；在语言上，执着于叙利亚语(Syrisch)创作；在文献上，限定叙利亚语的《新约》作为神学经典；在财产上，保证地方主教拥有绝对支配权；在建筑上，保持教堂组成一个教区的特征；在仪式上，保持全年繁多的礼拜；在行礼上，必向东方敲响木铎为号；在婚姻上，允许牧师娶妻生子而主教必须独身；在祈祷时，必须唱歌咏乐赞美《诗篇》(Psalms)。这一系列的特征与传统，有别于信奉基督教的其他教派，凸显了本教派的文化特色。

元代景教瓷墓志，内蒙古赤峰松山区出土

这样一支在基督教发展史上颇有建树的教派，在进入中国后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第一，地缘障碍。

基督教虽创始于中东，但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则主要是在拜占庭帝国境内。聂斯托利教派的活动大本营在西亚地区，与中国相隔万里之遥，中亚的崇山峻岭、流沙盐碛和恶劣气候往往造成天然的地缘障碍，当时的人员往来不仅路途艰险，而且时间漫长。按照聂斯托利派的规矩，中国教区的主教必须由叙利亚东方教会宗主教(Patriarch)派遣，尽管有丝绸之路相连，但因战事、封关、灾难等原因而导致联络中断却是经常发生的。例如巴格达城宗主教哈南宁恕(Hananishu)于778年去世，长安的主教景净(Adam)就不知道，三年后刻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时，仍然将哈南宁恕尊为东方教会的领袖，严格执行聂斯托利派的等级制度与总部节制，这说明地缘障碍影响着大本营宗主教和中国主教之间的沟通。中国主教每隔四年或六年向宗主教写信汇报一次，由于路途遥远，不可能时时处处向宗主教请示述职。9世纪时，随着西亚到中亚景教各个据点相继失守，宗主教不可能再源源不断地补充派遣传教士入华。

第二，语言障碍。

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多为波斯人，日常交流语言多用波斯语，但在宗教活动中一律使用叙利亚语。7世纪上半叶，阿拉伯帝国取代萨珊波斯帝国后，东方教会中仍普遍使用叙利亚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篇头篇末的叙利亚文字就是其语言文化的证据。传教士进入中国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障碍，他们必须学习汉语，将基督教经典译成中文，所以贞观九年(635)阿罗本(Abraham)到长安后“宾迎入内，翻经书殿”。经过三年的经典翻译，终于使中国人初步领会基督教的基本概念，但原典中表现灵魂、救世等的词汇在现存汉文敦煌文书和碑石上没有一个确切的翻译，甚至用不敬语将“耶稣”译为“移鼠”，把玛利亚译为“末艳”，称“圣灵”(HolySpirit)为“凉风”，不对照伊朗语或叙利亚语的基督教经典文本根本不清楚其含义。尽管传教士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仍存在着词不达意、比附牵强的语言问题，聂斯托利派教义传播非常困难，只能借助佛道术语和名相仪轨，以至于后人怀疑景教碑和景教经典都是由汉人执笔翻译的。

第三，传播障碍。

唐代是中国儒、佛、道三教并盛的黄金时期，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佛道两家根深蒂固具有强大的优势。基督教和火祆教、摩尼教作为后来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机会要弱得多，并受到佛道两家的排挤歧视。这迫使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将自己的宗教“本土化”，借用佛道二教的词语来阐述教义，甚至勉强命名为“景教”，将教堂泛称为“寺”，将主教比附为“大德”，将牧师统称为“僧”，目的是为了借鉴佛道名相仪轨以便被大众接受，但在传道布教时也容易引起信徒概念的混乱，还受到佛道的谩骂攻击和汉族士大夫的耻笑毁谤，客观上削减了传教的力度。

第四，文化障碍。

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在西亚中东的活跃，是因为它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而在中国，它就成了异质文化，与唐代文化主流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例如，儒家内圣之学鼓励通过修身养性，人人可以成为圣人；佛教般若学讲究“我佛一体”“有心即佛”，人人可以成佛；道教老庄玄学强调“三无三忘”“天人合一”，人人可以成为真人。基督教虽也注重自身赎罪，但信徒仅仅是上帝和基督的仆人、羔羊(经常是迷途的羔羊)，不是人人皆可为基督，至多通过赎罪，获得上帝或外在神灵的拯救。即使聂斯托利派提出的“基督神人二性说”，也没超越原罪说。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人性本善的预设与基督教人性本恶的预设相抵牾，两者文化缺乏契合，不相交融，心态隔阂，难有自然的亲和性。

亚美尼亚保存的《圣经》， 1317年，大英图书馆藏

第五，国情障碍。

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传教士绝大多数为波斯人和叙利亚人，他们在中亚西域本来就没有广泛的信徒基础，因为粟特人大多信奉祆教，即使少部分人改宗，信仰景教的人也不多。中国人当时信仰景教的证据至少现在还未发现。因为在汉人圈里，国家、家族的传统精神纽带是佛、道、儒，加之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迫使其改宗换道，整个国情与西亚、波斯不同，世俗心理和思维方式也不同。拜祖宗、敬君臣、分长幼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汉人很难接受基督教的新神，这种文化冲突心态直到明清时期都是如此。所以，国情不同导致不相容的民族障碍，传教士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融合的窘境。从外表上看，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削发光头，留须长髯，在波斯境内，在头上每每留下十字形图案，以区别西叙利亚基督教会即雅各派和西亚迦勒底派等其他基督教派。他们进入中国后的亮相仍要体现其特点，削顶去发，存留胡须，身着法袍，即“存须所以有外行，削顶所以无内情”。这在信佛崇道的中国人看来，无疑是“异类”。再加上牧师以下可以娶妻生子，更会被列入旁门左道的“邪法”而遭到鄙视。

叙利亚文《圣经》中的主教上帝，932年，羊皮纸，大英图书馆藏

二进入中国后的生存方式

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一直主张积极向东方发展，其传教士受到拜占庭帝国迫害陆续逃往波斯，在波斯又受到被奉为国教的祆教(Zoroastrianism)的压制和攻击，特别是633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他们的生存空间缩小，发展陷入低谷，只好向中亚转移并向中国发展。但此时唐朝正与西突厥汗国争夺西域中亚诸国，需要外来人才为远交近攻战略服务，所以欢迎聂斯托利派传教士进入中国提供有关中亚、波斯的外交、军事等真实状况，附带允许他们翻译经典传教布道。这就决定了景教在中国不会受到特别崇奉，尽管唐朝官方对外来人士隆重接待，但这只是显示大国威仪与宽容，并非寻求新宗教作为精神支柱。比景教早进入中国四年的祆教也受到唐朝统治者的礼遇，敕令在长安建立大秦寺(又名波斯寺)。延载元年(694)，波斯摩尼教(Manichaeism)也得到女皇武则天的礼遇。“三夷教”传入中国都没有引起轰动，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唐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各国侨民云集，尤其是来自西域中亚和波斯的移民众多，他们信奉景教、祆教和摩尼教，自然有利于这些外来宗教的传播。唐朝政府不干预他们的宗教活动，允许其合法存在，应该说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是殊为难得的。但外来移民毕竟是少数人口，信仰景教的人数不会很多，仅仅局限在波斯人和一些中亚粟特人中，并没有广大的信徒作为传教的基础。景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既没有强大的外来政治势力为他们背后撑腰，又没有波斯与中亚军事力量给他们提供支持，也没有丝路贸易中的胡商对他们进行援助；景教传教士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儒佛道占据绝对文化主流的国家里发展，生存难度可想而知。他们为适应中国本土环境，艰辛努力，采取了三种生存方式。

一、对上层，参与政治。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上层人物有参与政治的传统习惯，他们在拜占庭与波斯敌对的夹缝中生存，策略之一就是依靠统治者庇护，因此曾长时间得到萨珊波斯国王的保护，波斯朝廷与聂斯托利派在自卫和扩张上有相互结合相互利用的倾向，波斯王卑路斯(435—489年在位)就认为聂斯托利派可以为波斯帝国尽忠效力。阿罗本初入中国便先向唐太宗靠拢，赢得了统治者的好感与支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景教士所立，但碑文中对唐朝五位皇帝歌功颂德、溢美讨好，尊称皇帝为“圣”，这固然有借皇威来抬高自己的心态，但关键还是依托统治者上层来保护自己，减少生存的困难和传教的障碍。景教士们采取了许多实际行动来投皇帝所好，主教佶和亲自率领十七名景教士到兴庆宫为唐玄宗演唱祈祷仪式上的叙利亚语基督教赞美诗，他们请唐玄宗亲笔题写寺门匾额，将皇帝真容肖像转摹描画寺壁，在寺内安置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代皇帝遗容图像，请唐玄宗五位兄弟亲临景教寺院建立神坛，以唐代宗赏赐宫廷的御食作为荣耀分给教徒，参加唐代宗的生日祝寿庆贺大礼，等等。特别是在粟特人后裔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反唐叛乱中，景教士们并没有站在粟特胡人军事集团一边，而是积极协助唐廷镇压反叛。最著名的事例是准主教(chorepiscopo)伊斯(Issu)在安史之乱时效忠唐肃宗，为平叛大将郭子仪出谋划策，成为唐军的“耳目”和“爪牙”，随从郭子仪南征北战立有大功，被朝廷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等荣誉头衔，这是一般中国人也很难得到的荣誉。正因为伊斯为唐廷立下汗马功劳，所以他成为长安景教教会中最风光体面的人物，由他作为“大施主”资助镌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才能置立于长安城内，并在碑文最后作颂词讴歌唐代诸位皇帝，表现了景教僧侣依附讨好朝廷的心态。

二、对中层，方伎沟通。

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建立的神学院曾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们在医学、科技、音乐、语法等方面颇有建树。进入中国的景教传教士们除了精通本教经典外，大多具有一技之长，素质较高，绝非等闲之辈。贞观时期的阿罗本通晓汉语，翻译景教经典，折服朝廷诸公，认为他的翻译“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武则天时期，阿罗憾熟谙波斯建筑形制，曾在洛阳营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这座32.65米高、直径3.73米的八棱铜柱形纪念性建筑物，是他带领外国人按西方风格捐资铸造的。出身医师的秦鸣鹤也是景教徒，他采用欧洲流行的放血法为唐高宗治愈目疾而被史书记载。开元时期，崇一为唐玄宗长兄李宪治病，是一位擅长医道的景教士。开元二十年(732)波斯景教“大德”(主教)及烈因“广造奇器异巧”，利用机械奇物打通广州市舶使周庆立，并以“制造奇器”进献皇帝在长安被赏赐紫袈裟和其他财物。大历时期(766—779)的波斯景教徒李素由于天文历算特长被召入长安，担任皇家天文星历最高机构司天台首脑，并可能将希腊波斯系天文著作翻译到中国。此外，景教士还将西亚药物底也伽等传入中土以便行医治病。从这些例证可见，入华的景教士都是饱学之才，他们继承了经阿拉伯和叙利亚地区传来的希腊罗马文化，并将以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神学院为基地的医学、天文、数学、机械制造等传统带入中国，作为他们传教的本领，赢得了唐朝达官贵人的认可与好感，也是他们能与贵族官僚交往的本钱，这是祆教、摩尼教等其他外来宗教所不具备的优势。从景教的传教活动看，其重要方式就是利用方伎等手段辅以教义的传播，这是景教徒谋取生存的资本。

泉州元代聂斯托利派叙利亚文石垛天使朝献十字架图

三、对下层，慈善救济。

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沿袭正统基督教的传统，也注重用慈善救济方式传教布道，吸引下层民众入教。6世纪中叶中亚地区突厥部落流行瘟疫时，景教士积极营救，医治患者，并乘机布教传道，赢得不少信徒。阿罗本初入中国就给人留下“济物利人，宜行天下”的印象，这和佛教寺院没有专门的慈善救济职能大不相同。唐代抚恤病老孤穷的“悲田养病坊”一直由政府出资设专使管理，开元二十二年(734)，改为佛教寺院分置托管，由僧尼负责，安史之乱爆发后被废掉，至德二年(757)，因两京疫病流行又恢复普救病坊，职掌贫民病患的医疗与粥食。在社会动荡和饥贫病患众多的情况下，景教教会正好施展其慈善济民的作用，恰如《景教碑》颂扬的“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景教士们的高风亮节受到民众的广泛赞扬，即“清节达娑，未闻斯美”。教堂旁一般都有医院，他们在饥、寒、病、死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对争取民众非常有利，处于水深火热的下层人民对景教自然抱有感激之情，这可能是最实用的传教方式了。而景教“依仁施利”比单纯传布教义更能吸引贫苦百姓，所以他们“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按照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复活节“五十天奉献日”(Quinquagesima)的斋戒传统，精心供应施济贫民，维系着教民与教堂之间频繁的往来，这比“击木震仁惠之音，东礼趣生荣之路”的频繁礼拜仪式更容易召唤信徒。而中国的佛寺道观与信教民众之间显然没有像景教与信众之间这样的如此密切的慈善救济关系，这也是景教能够在中国长期维持脆弱生存的重要原因。

敦煌景教宗主教画像复原图

三景教的流产文明命运

景教在中国存在了二百余年，经历了初唐、盛唐到晚唐的社会巨变。传教士们能把一种远离自己发源地的外域宗教移植到中国，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既坚持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大本营的传统和基本教规，又依据外来宗教“本土化”策略进行了因地制宜的“随方设教”，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值得自豪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夸耀景教“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虽不可靠，诸州“各置景寺”也令后人怀疑，但景教传播毕竟不局限于京城地区，从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来看，至少在敦煌、灵武、洛阳、成都、泉州、广州等胡商贸易活动地有过存在。不过，这些孤立的点，既没有连成线，也没有经纬成面，缺乏遥相呼应的联系。

泉州元代景教碑石之一(采自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 1957年)

景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企图达到的目标自然是希望中国人都能皈依，并将自己的文明融入东方主流文明。令人失望的是，景教最终以失败为结局，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成为中世纪的“流产文明”。“流产文明”的命运在唐代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很多学者都有讨论与分析，与其他宗教相比，笔者认为还有几个重要原因。

一是经济上比不过佛教徒。

景教教会的经济收入全靠唐廷资助和信徒及达官贵人的施舍捐助，景教寺院没有土地田产养活自身，不畜奴婢，不聚货财，不放高利贷，不允许出门化缘，朝廷又没有给予种种经济特权，不能享受官府的税金贡赋，即使有信教的胡商接济，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根本无法与经济实力强大的佛教寺院相提并论。景教讲究待人接物无贵贱之分，常常搞慈善救济活动，仅有的财物也施舍于贫民，这固然吸引了一些信徒，但一遇大的社会动荡就会捉襟见肘，只能靠平时一点积累维系生活，无法扩大传教布道的地盘。会昌五年(845)灭佛时，朝廷曾没收佛教寺院大量财物，勒令僧尼还俗充税户，可见佛寺经济实力非同一般，而景教、火祆教、摩尼教等则无财产收归皇家之记载，显然经济实力很小。

元代基督教徒墓志，1954 年泉州出土

二是宗教理论上比不过佛教徒。

景教传教士为传播自己的教义，尽管下功夫翻译景教经典为汉文，但号称530部的“大秦本教经”据敦煌发现的《尊经》所列也不过35部，大部分没有译成汉文，遗留下来的仅6种13500多字，甚至还没有摩尼教的汉译作品多，与佛教汉译经典相比就差得更远。这么少的景教经典显然不能囊括所有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教义，虽然当时的传教士有些精通神学哲学，也传述了景教原典的本色与特征，但在借用佛道“本土化”过程中也湮没了许多教法义理，所以比不过佛典的玄理深奥，没有发挥出景教中宇宙论、灵魂说、救赎论等独特长处来阐发大义，附庸佛道谈玄说无，在信教民众中易造成混乱，人们不易分辨，并引起佛教徒的不满和攻击。贞元二年(786)，景净与印度高僧般若同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SātpāramitāSūtra)七卷，就受到“图窃虚名，匪为福利”的指责而被烧毁。景教宗教理论的影响自然很小，无法引起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的兴趣与支持。

泉州元代景教墓碑

三是信徒人数比不过佛道二教。

景教信徒人数一直没有确切数字，会昌五年取缔佛教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而“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若以李德裕所记“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并令还俗”；则景教僧侣也就一千多人，佛教僧尼数量是景教僧侣的200多倍，尽管这是指专职僧侣而非接受洗礼的信徒，但一般信徒估计也不会很多。从考古出土碑刻来看，迄今能确定的信仰景教的仅是米继芬家庭等极少数人，并且是中亚粟特移民的后裔。这表明景教教徒在汉人中较少，即使受洗信徒可能都是接受慈善救济或治病医疗的平民。道教的道士、女冠数量也比佛教僧尼要少，晚唐时官方数字是“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但要比景教僧侣多得多。唐长安繁荣时佛教僧侣约有三万到五万人，道士、女冠约有三五千人，景教传教士人数不仅无法与他们相比，可能也比不过火祆教穆护人数，所以一遇取缔，他们便流散逃逸，没有卷土重来的条件，也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泉州元代景教祭坛式石墓

四是教堂规模比不过其他宗教。

教堂是基督教最基本的特征，教徒们围绕教堂组织宗教生活，景教教堂也是如此，不管在长安是一所还是四所，单体建筑和占地面积都不会超过佛教寺院与道教宫观。《景教碑》夸其教堂“宝装璀翠，灼烁丹霞；睿扎宏空，腾凌激日”；伊斯时在旧寺基础上“重广法堂，崇饰廊宇，如翚斯飞”，都是说教堂内部装饰，对其建筑规模，语焉不详。按韦述《两京新记》记载:“(长安城中)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五，波斯寺二，胡祆祠四。”长安佛寺如慈恩寺、西明寺、荐福寺等均为十余院、上千间房，道观如昊天观、东明观、金仙观等均占有一坊、半坊之地。教堂作为宗教集会场所，其规模大小反映传教影响大小，又体现僧侣教团人员多少，景教教堂规模不大，自然不能与佛寺道观相抗衡。故唐人舒元舆瞧不起摩尼教、景教、祆教，“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

值得注意的是，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的一大特点是重视修道院的建设，修道院选址往往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以便修道士进行静修、苦修。如果京师长安义宁坊所造大秦寺为一座主教堂，那么七十多公里之外的周至大秦寺可能就是修道院，由于乡村人少、语言不通、距离偏远等封闭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分散了景教的势力与影响。

泉州元代景教十字墓碑

五是传教上比不过其他宗教。

景教进入中国后仍保持了聂斯托利派基督教会的主要传统，在传教上利用医学、科技、慈善等独特优势，既传教又行医，汉文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就宣传用治病救人来拯救人的灵魂和济度人于苦海，“能疗饥渴，复痊众病”，通过医术治疗肉体疾病达到争取信徒改宗景教的目的。由于这种传教方式属于间接使人改变信仰，不像火祆教那样用聚火祝诅、以咒代经来吸引众徒，也不像摩尼教那样用诱惑百姓向往光明、摒弃黑暗的“善恶论”鼓动激励群众起来战斗，所以景教扩大传教影响的可能性较小，这和18世纪后“洋教”依靠列强撑腰传教有很大不同。正像蔡鸿生先生指出的，中古三夷教的汉化形式是摩尼教异端化，火祆教民俗化，景教方技化。尽管这概括比较笼统，却道破了景教的必然命运，在唐代宗教意识领域里只能处于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地位。

中古时期的唐代作为一个外来移民众多的大国，经过安史叛乱之后急剧衰落，对外来宗教传入的宽容也渐渐失去信心，特别是参加平叛的西域胡人军队对朝野各界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导致社会上形成排外的思潮。景教即便利用慈善救济、治病救人等手段，也只能获得少数黎民百姓的好感，实用主义的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以及大多数平民群众更多的是冷漠轻视，皇帝灭佛的一道敕令就使景教被牵连取缔，景教厄运临头竟没人出面保护，传教士自身似乎也一筹莫展，听任摆布，流散不明，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诸条，足使后人思索这“悲凉文明”的失败原因。

（本文原标题为《唐代景教传教士入华的生存方式与流产文明》，全文收录于三联书店出版《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系列丛书，澎湃新闻选刊时未收录注释）

责任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