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了火药的中国，为何明清时火器技术落后了？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围绕火药也有一些争议，比如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又如近年网上有人主张19世纪出现欧洲人发明的黄火药才是真正的火药。

这两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中国发现火药后，很早就用来制作各种火器用在战场上。世界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整个过程也全都靠的是黑火药，黄火药在近代晚期给这一进程大大加速，但不能忽略黑火药的意义，而且如果没有黑火药做基础，欧洲人也无法发明黄火药。

中国火器的巨大潜力

火药最初出现在道士的炼丹炉中，是当成药物来使用的。古代医学认为硝石可以治内热、胃胀，硫磺可以“化金银铜铁”，二者合起来是一种治病的药物，所以叫火药，《本草纲目》认为“火药可以驱虫辟邪”。

成书于唐代中期的《真元妙道要略》记录了最早的火药的威力，硝石、硫磺、雄黄与蜜一起烧可以引起爆燃，很快就能把房屋烧个干净。

火药发明后，很快被用于战场，唐末的军阀混战中就有人使用“飞火”。北宋《武经总要》记载了当时火药的配方，爆炸要用到的硝石含量很低，倒是各式助燃剂如油、松脂、沥青的含量很高，可见此时的火药在战争中的作用是燃烧弹而非炸弹、子弹，此外，这时的火药有时候还会加入砒霜来燃烧，让敌军中毒，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

整个唐代和北宋，中国的火药常用来制作燃烧武器，如火药箭、火蒺藜、火毬、毒药烟球、火炮（裹了火药的炮石，由投石车抛射）等，都是燃烧性火器，其中宋初冯继升研发的火药箭利用火药燃烧的后坐力来推射箭矢，堪称是今天火箭的雏形。

不过，就技术含量和效能而言，这些火器没有超越同时代的欧洲。公元678年，东罗马帝国面对阿拉伯帝国二十万大军围城，使用铜管喷射“希腊火”焚烧敌舰，全歼了庞大的阿拉伯海军。“希腊火”的配方已经失传，但应该是石油为主的化合物，可以在水面燃烧，配合机械喷射威力巨大。“希腊火”此后长期成为守卫君士坦丁堡海面的秘密武器，诸多强敌折戟于“希腊火”之下，毫无办法。

到了宋金对峙的时代，因为宋金之间战争频繁，双方分别发明新火器辅助作战，中国火器获得巨大发展。

宋将陈规发明了火枪，虽然此时其作用接近喷火器而非枪械，但管形竹筒的设计为枪械准备了条件；宋将魏胜发明了安装火枪的“如意战车”，用畜力拖动。南宋给所有战船都安装投掷火炮（燃烧弹）的抛石机，完颜亮侵宋时，宋将李宝率水军奇袭金军的水师基地陈家岛，就是利用火箭、火炮等燃烧火器全歼规模巨大的金军舟师，可以说此时中国的水战武器也达到了“希腊火”的水平，南宋炮船可以算世界上最早的炮舰。

金人则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大炮——攻城用的铁火炮；比竹竿火枪燃烧效果更佳的飞火枪，堪称单兵喷火器；还有用铁罐装火药制成的震天雷，点火后扔出去，声音吓人，炸裂的铁罐碎片对四周溅射伤害，可谓世界上最早的炸弹。

宋蒙战争中，宋人又发明了最早的枪械——竹制的突火枪，发射子弹杀敌，最远可到一百五十步，元代则将突火枪从竹制改为金属制，打造出金属火铳，到了元末，已经在军中普及开来。不过直到元初，中国的火器仍是以燃烧性火器为主。

从南宋到元代，中国火器基本上涵盖了直到现代仍在使用的所有门类的热兵器。不过，伊斯兰世界很快就学会了各种门类的中国火器，在研发上甚至更胜一筹，传到欧洲之后，欧洲火器更是飞速发展，把世界其他部分远远甩开。

中东和欧洲后来居上

宋代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商贸、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定居中国，甚至受雇于宋军，他们很快就把火药和火器的知识传回阿拉伯。另外，蒙古西征时对伊斯兰世界广泛使用了火器，也促进了他们对火器的学习。

1240年，植物学家、安达卢斯（今西班牙南部）的伊本•贝塔尔在其著作《医方汇编》中介绍了中国的硝石，将其称为“中国雪”“焰硝花”，介绍了其爆燃属性。1256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在波斯建立伊尔汗国，效力于伊尔汗国的叙利亚人哈桑•拉曼撰写了一部兵书《马术与战争策略大全》，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火器、火药配方和硝石提纯等技术。

西亚、北非本来盛产硫磺，但是不知道硝的用处，所以没能发明火药，一旦知道火药怎样合成，伊斯兰世界的火器就迅速发展起来。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就在突火枪的基础上创造出新式火器“马达法”。

“马达法”用较大的木筒取代了中式的竹制枪筒，用石球取代了中式的弹丸，实际上把突火枪改造成了近代火炮的雏形；还有一种是在木筒里装箭，用火药推射铁箭攻击，可能是来自环地中海地区弩炮的传统，后来欧洲最早的火炮也是推射铁箭攻击，应该就是受此影响。

马达法实际上已经优于元朝和蒙古各汗国的火器，而且，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喜欢做实验，从炼金术生发出来的化学非常杰出，火药提纯也胜过中国，堪称后来居上，也就是说，日后欧洲人向伊斯兰世界学习火器，起点比中国更高。

欧洲最早记载火器的文献是1326年伦敦主教为英王爱德华三世作的加冕辞，加冕辞下方就画着瓶型火炮，用火药发射巨箭。在欧洲，争霸不休的意大利城邦最先掌握了火器的制造技术，随后，火器也被英法德掌握，并且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大放异彩。

正是在百年战争中，欧洲的大炮把目标从杀伤人员转向攻城，欧洲人开始制造能够轰塌城墙的巨炮，并且在竞赛中造出越来越大的火炮。

1375年，法国的铸炮师在卡昂铸造出重达2000磅（大约900公斤）的巨炮，两年后，勃艮第国王勇敢者腓力用巨炮轰开了英国人的奥德雷克城堡，证明了巨炮的价值。百年战争的后半段，英王亨利五世用巨炮夺取法国数十个城堡，其后法王查理七世更是建立起欧洲最高效的炮兵，横扫英军，收复了被英国占领的大半个法国。

欧洲人又将这种巨炮装到船只上，在大航海时代无往而不利，达•伽马率领几艘炮舰就可以纵横东非和印度，配备数十门巨炮的船只往往可以轻松击败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敌人。在殖民扩张中，欧洲人又在殖民地修筑棱堡、配置巨炮，令成千上万的土著军队望而却步，毫无办法。欧洲人通过炮舰和要塞，轻易取得整个世界的制海权，主导了近现代历史。

西欧的火炮也回流到东欧，俄罗斯人用先进的枪炮把蒙古诸汗国炸得人仰马翻，向东方急速挺进。而伊斯兰世界也引进西欧先进枪炮，出现了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等三大火药帝国，即便是近代相对闭塞的中亚，也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传授，拥有自制火绳枪和轻型火炮的能力。

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口径夸张的乌尔班大炮起了重大作用，苏丹亲军耶尼切里也是一支精良的火枪军队。1526年，帖木儿帝国的孑遗巴布尔进军印度，在帕尼帕特战役中用火炮大破德里苏丹国的象兵，杀进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后来莫卧儿帝国设置了炮厂，拥有70门炮的常备军。波斯因为路况较差，难以使用巨炮，火器使用滞后一些，但18世纪前期，取代萨法维王朝的纳迪尔沙运用从欧洲引进的先进火枪和骆驼载的小黄蜂炮，横扫波斯、印度、中亚，多次大败奥斯曼军队，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征服者。

明清体制令中国火器辉煌不再

全世界火器日新月异之时，发明火器的中国却被甩在了后头。

清朝康熙帝对准噶尔火器“赞巴拉克”的性能感到惊异，雍正帝时期更是大规模仿造，给清军装备，日后发展为抬枪。而这种“赞巴拉克”也就是骆驼载的小黄蜂炮，不过在康熙帝之前三四百年的马穆鲁克王朝发明的过时武器，虽然在波斯、中亚的地理环境中仍有一定的独特作用，但比西欧先进火炮已经落后了好几个时代。

中东和欧洲火器反超中国是在元代，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战争烈度不高，不需要像无日不战的欧洲人那样改进火器。到了元末，起义军令火器得以复兴。不过，朱元璋等元末群雄的火器都是走的重量不重质的路数。虽然洪武年间明军的火铳装备率达到10%，拥有十几万火铳兵，但火器水平未必能达到宋朝的高度，更不用说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了。

朱元璋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决战时，用的“大碗口筒”是杀伤人员的霰弹炮，“没奈何”是燃烧弹，所谓“火炮”是用投石机抛射燃烧弹，焚毁敌方战船。在攻打张士诚最后的据点苏州时，朱元璋用来攻城的也是投石车而非巨炮。

可见，在元末乱世的火器使用中，看不到欧洲火器向巨炮的转型。美国汉学家欧阳泰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夯土城墙太厚，巨炮轰不垮，所以没必要制造巨炮，但朱元璋攻城时都使用了威力比巨炮小得多的投石车，可见攻城器械未必要奔着轰塌城墙去，没有理由放弃开发巨炮，应该是因为朱元璋的军队整体技术水平太低，不会造。

夺取天下后，朱元璋一方面闭关锁国，另一方面打压戮士人，导致知识、技术出现断层，许多技术可能因此失传。明军的火器配备率虽高，但明朝从开国就严禁民间持有和研发火器，地方政府想要自制也不行，必须通过朝廷统一调配，因此抹杀了社会自行改进火器的可能性。

以上种种原因，令明朝的火器十分落后。到了中期，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沿海后，他们预先装填、能够连续发射的鹰炮被明军视为神器，称之为“佛朗机炮”并加以仿制，但这种炮在当时的欧洲已是过时的二流货色。后来荷兰人的普通舰炮，更是成了明军在跟建州女真的战争中拿来救命的“红夷大炮”，最早明军还是从海里捞的沉船上的。

就连性能明显不如欧洲的奥斯曼帝国火枪，也被明人赵士贞改装为“鲁密铳”（鲁密意为罗马，奥斯曼以罗马自居），视为利器，可见明朝火器水平之低。

女真人在明军的红夷大炮下连吃苦头之后，自行开发火炮，加上投降的明军炮队以及欧洲传教士的指导，其火炮运用一度领先东亚。不过，随着满清向明朝学习，走向闭关锁国，这些可喜的变化也渐归沉寂。1724年，雍正帝驱逐传教士，满清引进西洋科技的步伐大幅减缓，1776年，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后，达成十全武功，认为海内无事，为防止火器流入民间，大量销毁战争中赶制的火器，中国火器革新的步伐至此戛然而止。

一些海外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不像欧洲那样战争频繁，是中国火器发展迟滞的最大原因，但实际上明清时代平定民变、改土归流的战争并不少，有些规模还很大，但也并没有促进火器的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明清一反唐宋开明之态，在防范社会的专制上达到了巅峰，是秦制的集大成者，试图垄断目力所及最先进的火器技术，既闭关锁国、切断与西方的经济技术交流，又不愿让民间推动火器的研发和更新换代，整个社会自然也就没有研究火器的热情和动力。

当明清皇帝感到王朝陷入军事危机时，也会大力引进欧洲先进火器，说明他们具备学习先进技术的能力，如果一直这样，就算研发差些，也不至于跟欧洲差距过大。但一旦危机过去，又会切断跟海外的联系，无视域外火器的蓬勃发展，直到欧洲人用满清无法想象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为止。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彭治宇

责编 陈斌

理智讨论：清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为什么会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清军入关后，为了充分吸取西方科学的技术成果（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外国老铁”是如何帮南明小朝廷续命的？）， 清朝统治者们“不仅向北京的耶稣教会保证，教士们依然享有在明朝时期获得的一切特权与传教自由”，还给予了汤若望（1592—1666）、白晋（1656—1730）、南怀仁（1623—1688）、张诚（1654—1707）等教士们一定的优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传教士们以信件、书简、著述等形式，对清朝的皇帝、朝政、民间风俗以及百姓的性格、品行等情况，进行了颇为细致的描述和评论。

尽管一些论述存在着较强的主观性，甚至夹杂了一些偏激和狭隘的话语。但瑕不掩瑜，这些文字依然是我们了解清代中国的重要参考 （拓展阅读 ：清代欧洲传教士的“辱华记录”，究竟是真是假？）。

在欧洲教士们的一系列论述中，“清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为什么不如欧洲发达” 一直是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那么问题来了，关于这一话题，深受康熙器重的法国教士巴多明给出了什么样的见解？为什么我们有必要重点关注巴多明的论述？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聊聊。

传教士基歇尔《中国图像》的卷首插画，汤若望（左）与利玛窦（右）共同拉着“中国地图”

谁是巴多明？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字克安，1665年9月生于法国杜城的士鲁斯小镇。在里昂的教会学校完成学业后，于1685年9月进入阿维尼翁初修院。

1693年，他被批准从事神职并升为神父，并在五年后成为了法国政府向中国派遣的第二批传教士团队成员。1741年，巴多明卒于北京，享年76岁。

巴多明不仅在神学、历史、地理、几何、文学、物理等学科的学习中展现出了惊人天赋，还具有非凡的语言才能。

除了母语法语之外，他不仅精通拉丁文、葡萄牙文、意大利语和俄文，还在来到中国后掌握了汉语和满语。

巴多明生父像

在留居中国的几十年间，巴多明在知识领域留下了一大笔宝贵财富。

在历史和文化领域，巴多明不仅将《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译成法文，还注释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经典著作；在生物学领域，他不仅将迪奥尼斯的八卷本《人体血液循环解剖及发现》译成满文，还将大黄、三七、当归等中药材向西方学界进行了详细介绍；在语言学领域，基于为清廷培养拉丁语人才的需要，他不仅在北京创建了外语学校，还将达内编著的法语拉丁语词典译成中文；在地理学领域，他是《皇舆全览图》的发起人之一，并亲自参与实际测量工作。

《皇舆全览图》

1722年，康熙去世。从这以后，巴多明逐渐淡出了宫廷生活，全身心投入到了对中国科学文化的研究工作当中。

从1723年，即来到中国的第24年开始，他以法国科学院院士的身份，与时任法国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神父等人取得了联系，并向他们寄送了大量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相关的信件。

1759年，梅朗神父将这些信件编撰成册， 以《德·梅朗先生给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的书信：包括有关中国的不同问题》为名出版发行。

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当中只有少部分保存了下来， 主要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科学院图书馆。另外，11篇著述被收入《耶稣会士书翰集》。

我国学界认为，巴多明对于中国科学文化的探讨，“在深度方面或许不及另一位知名教士白晋，但确保涉及问题的真实性，却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

对于巴多明取得的研究成果，伏尔泰在《路易十四的世纪》一书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巴多明是知识的伟人，他在欧洲知识界的知名，是源自他对欧洲最博学的哲学家对中国科学向他提出的最困难问题的充满智慧和启迪性的回答。”

伏尔泰（1694—1778）

为什么巴多明深受康熙器重？

众所周知，康熙一直以勤奋好学、重视人才著称（拓展阅读 ：理性讨论：为什么康熙如此看重《明史》？）。

对此，以擅长制作钟表著称的另一位法国教士沙如玉神父，在致韦基塞尔神父的信中如是写道：

“康熙皇帝从一见到他起，便很快就觉察到了新来的这位传教士的才能与美德。从此之后，皇帝便喜欢、尊重并另眼相看他了。”

用发展的眼光看，巴多明神父之所以深受康熙器重，原因有以下几点。

西洋版画中的康熙皇帝

1）极为渊博的学识

巴多明的渊博学识，深深地吸引着康熙皇帝 ，“以至于他一有空，就会把巴多明召进皇宫当中，进行家庭谈话式的交谈。”

简单的说，康熙不仅向他请教各种科学知识，“还会从巴多明那里获悉欧洲宫廷中的不同关心焦点、距中国遥远的国家和民族的古代与近代历史。此外，还有世界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政府。”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开始要求他像白晋、张诚等欧洲教士一样，为自己列一份书面授课大纲，并要求他将西方科学著作中“最有意义和最好奇”的地方翻译出来。

于是，巴多明将法国皇家科学院出版发行的几何学、天文学、解剖学等学科的“最新、最引人入胜的内容”翻译成满语文本，供他阅读。

《钦定格体全录》内页

在一系列著述中，最具代表性的非《钦定格体全录》莫属。 对此，巴多明在写给梅朗神父的信中如是写道：

“在谈到人体内部血液循环时，我尽量模仿作者的清晰和明确。不过，我的表达要比他稍显啰嗦，因为皇帝缺少必要的知识，难以轻而易举地明白我要向他讲述的内容。”

对于该书的编译工作，康熙本人给予了高度重视。 对此，巴多明在致梅朗神父的信中如是写道：

“每当我誊清十页左右译稿，就要送他御览。必要时他亲自修改词语，润色文笔，但对理论基础不做更动。他常做这件事，直至整个工作结束。”

为了协助编译工作，清廷“不仅配备了两名熟练的医生，还从上书房派了三位精干的官员、两名文笔极佳的司书、两名善于插图的画师、几名拉线工及纸板制造者”。

稿件付梓后，“皇帝任命了二十余名能干的司书和校对员帮助我原有的助手。他们所有人在一起用了８个多月抄完了第一份译著”，康熙亲自将之定名为《钦定格体全录》。

《钦定格体全录》封面

令人遗憾的是，考虑到风教、伦理等问题，康熙明示巴多明：“这部书很特别，不能视为等闲书籍，也不是公诸年轻人的书。因此，里面的插图只能被和你一起工作的人看到，不能让该书被不学无术的人任意处置。”

最终，这部译著没有对外发行， 只留有三份手抄本，分别留存于文渊阁、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八国联军侵华后，《钦定格体全录》的流传显得扑朔迷离。

1723年，巴多明将《钦定格体全录》手稿寄往法国科学院，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钦定格体全录》中康熙做的红笔批注

2）扎实的语言功底

前面提到，巴多明在来华之前，就是一位熟练掌握了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的语言学家，有着超强的语言学习天赋。

来到中国后不久，“皇帝替他请到了老师，教他学习汉语和满语。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把汉语讲到任何欧洲人都从未达到过的水平。另外，他还可以如同使用其母语一样纯正而流利地讲满语。因为他的这种双语表达能力的天赋，吸引着康熙皇帝经常与他长时间交谈。”

因此，他在中国期间，不仅要给俄国的使团成员与商人担任翻译，还要给刚来中国、不谙中文的教士们担任中文老师。另外，当时的许多涉外官书、文牍，都是由他本人亲自操刀翻译的。

郎世宁 圆明园铜版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封撰写于1723年5月，题为“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 的书信中，巴多明十分详细地讲述了自己与皇长子允禔（1672—1734）就“欧洲文字和汉语、满语、蒙古语、朝鲜语和藏语之间的相似点与不同点以及彼此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与激烈的讨论。

比如巴多明认为，“文字符号只要够用，那么它们越简单，数量越少，就越值得赞美，越便于掌握。在这一点上，数量多反倒是弊病。因此在这一点上，汉语不如你们的语言，但你们的语言又不如欧洲语言。”

《钦定格体全录》书影

为了让允禔心悦诚服，巴多明基于语音学、语法等维度，进行了颇为细致的阐述。

比如他在交谈中指出，“满语中很少有过渡转换，它们非常细微，难以捕捉。人们有时见他们写了上句要接下句时，举着笔久久落不下来，思量再三又只得划掉已写的句子。若问及原因，他们只会说出以下的话：这听起来不悦耳，这很生硬，不能这样来表达，必须换另一种联诵。”

经过一系列唇枪舌剑的辩论后，允禔“终于对欧洲语言有了较高评价，即把它们紧接着排在自己的母语之后。而此前，他曾想把汉语排在上述两种语言之间。”

1716年康熙皇帝致教皇的公开信，左边满文、中间汉文、右边拉丁文

基于培养外交人才的目的，在清廷的授权下，他全程参与了官办外语学校——“西洋学堂”的筹办与教学工作。

对此，《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如是写道：“北京有翻译馆，教授旗籍子弟以拉丁语文，俾能在中俄交涉中任译事。主馆事者为巴多明神父。”

资料显示，西洋学馆设立于1729年，于1743年底停办，历时15年。 学馆招收学生三批，合计40人。其中，第一批招收20人，但7人因资质较差被斥革；第二批招收10人，其中3人被斥革；第三批招收10人，“学习期未满便被分至各处行走，结果未知”。

遗憾的是，顺利结业的20人当中，大部分被任命为内务府笔贴式等职务，并未参与到具体的外交事务当中。

结合以上论述看，依靠出色的语言学能力，巴多明对于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容忽视的桥梁作用。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头戴西洋假发的雍正皇帝

3）康熙本人的学习热情

鉴于巴多明深受康熙的赏识， 因此，他的西学译介活动以及相关作品，对热爱西方科技知识的上层人士主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思想，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此，《中国科学思想史》一书如是写道：

康熙早在幼年时期就请传教士为师，向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对西学了解的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

《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大皇帝记》（伦敦，1669）封面插图中的康熙皇帝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西学知识对他的治国方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认为，研究西方科学技术，首先要引进西方的科学著作、科学仪器和科学人才。但是，由于语言文字的隔膜，要想研究西方技术，离开西方人士就将寸步难行。

在他看来，在华的西洋人士当中，唯传教士多为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还通晓数学和自然科学。所以，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唯有通过传教士，舍此别无他途。为此，康熙在来华的传教士中，悉心笼络其中的科学家，使其为己所用。同时他也赞成中学西源，主张对中西科技进行比较、会通。

一言概之，在整个康熙统治时期，清代中国基本保持着明末徐光启时代“西学东渐”的高涨势头， 传教士与中国学者们一起译述了不少西方科技书籍。

欧洲人笔下的康熙皇帝

为什么清代中国的科技水平趋于落后？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古代中国的科学都是依托古埃及与古印度输入进来的。”

实际上，梅朗神父不仅是这一观点的拥趸，还对“古代中国天文观察的可靠性、古代历史的真实性、艺术和科学的尽善尽美性”做出了带有偏见与蔑视性的质疑。

针对梅朗神父表现出来的错误认识，巴多明进行着极为耐心的解释和纠正 。比如他在一份撰写于1730年8月11日的信中指出：

“古代中国人的概念思维、逻辑方式与西方不同，因而中国古代科学理论方面的成就难以被西方人理解，但一接触到中国的具体科学实践，就会让我们感到惊叹。”

法国科学院

为了阐述观点的准确性，他特意举到了中医的例子：

“当我听中国医生们谈他们的医学机理时，听不出有多少正确的东西和合乎逻辑的道理。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用手抚脉，用看舌、看色等方法探病和开方用药时，往往产生奇效。这使我相信中国人的祖先创立的中医中药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他们还创立了特殊的血液循环理论。”

一言概之，巴多明认为，古代中国曾有过科学发展的辉煌时期。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平逐渐落后于西方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对此，他给出了以下几点原因。

马嘎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中国百姓

1） 社会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轻视

对于这一现状，巴多明在致梅朗神父的信中如是解释道：

“在科学上取得成就的人，得不到与其成就相当的社会奖赏。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因轻视数学家而使政府和民众遭受惩罚的事。可即便如此，上述事件依然没有使政府意识到将科学用于天文观测、气象能改变中国的穷困。”

坦诚说，他在此提到的“推广应用科学技术能改变穷困”的说法，一定程度上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码头市场，刊印年代1843年，出自《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对当时的最高科学机构——钦天监内任职官员的地位与收入水平，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钦天监任职的科学家，大都具有才华且努力工作。可是，他们每月的薪水只能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钦天监不是独立的，属礼部管辖，钦天监的职务不是实行政府任命的九品制，监内人员多被为皇家事务进行占卜来使用。总之，既然在地上什么也看不到，也就没有必要在天文学方面搞什么建设。”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一直将儒学视为官学。 因此，当时的学术文化长期被儒家经学笼罩。

作为对比，自然科学被视为"形而下"的“末艺”，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所不齿。 进入明清以后，这种趋势被进一步强化。

清朝官员利用比较先进的天文仪器进行勘探

说到这儿，他对康熙“主动支持科学发展的政策” 做出了高度评价：

“康熙和他的继任者们对那些有成就、有才能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施以优惠。他向科学家提供资金，以便利他们进行科学考察、制造科学仪器。他还帮助解除科学家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至于因从事科学研究而穷困或受那些不懂学术的科学骗子的告发与迫害。”

在今天看来，与其说这是康熙执政政策的变化，倒不如说是面对西方科技文明向中国落后保守的传统文化发出冲击后，做出的积极反应。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名人及发明

2）保守、过于务实和自甘平庸的心理

巴多明认为，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另一原因，是中国人保守、过于务实和自甘平庸的心理意识。

简单地说，欧洲人的焦虑不安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中国人的精神动力与前者相比存在着严重不足。对此，他在信中如是写道：

“中国人只为自己工作，尽管他们较之其它民族更早地创立了天文学，但也只是按他们自己的观念所需，应用天文学。在长时间内，中国天文学发展缓慢，中国人不曾考虑如何使天文学在更高层次上发展。简言之，中国人既无远见，也无焦虑以促使科学发展。”

“另外，中国人局限于以纯粹实用的心理去理解科学。按中国人传统的个人荣尊和国家安全的观念，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思辨科学劳心费力。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思辨科学既不能增加个人荣誉，也不能给国家带来安全。”

欧洲绘作中的中国民众

在今天看来，巴多明所说的“中国人无发展科学的紧迫意识和忧虑感”，本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社会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衍生的“后遗症”。

简单地说，古代中国更为落后、封闭、分散的小农经济，可以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来维系；反观西方，在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拓了市场后，商品的输出和竞争培育了他们发展自然科学的紧迫意识，使他们必须靠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

用发展的眼光看，尽管上述观点是他凭直观感觉得出的推论，但这足以成为后来研究近代科学何以在西方发源的基点。

位于北京南郊的赛马场，刊印年代1867年，出自《伦敦新闻画报》

3）缺少有效的竞争机制

对于国际层面的竞争， 巴多明认为，“如果中国的邻国中，存在能重视科学技术的国家，不仅会使皇帝重视并推动科学的发展，还会使中国学者、科学家正视并揭露他们在天文学上的错误。”

但在巴多明看来，“国际竞争几乎不存在”，“ 因为中国的邻国大多数是进贡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比中国还要落后。”

对于国内层面的竞争，巴多明观察后认为，“中国人没多少这种竞争机会，即使有一点也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原因很简单，“研究天文学不能使人致富，更不能使人荣尊。使中国人变得荣耀的，是钻研经典，研究历史、法和理，即学作他们所说的文章。通过这条道路，他们可以高中举人和进士，那样就可以作官。”一言概之，封建科举制度极大程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范进中举”主题绘作

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在一开始的科目，并没有局限于四书五经上面。

就拿唐朝来说，不仅设有明法科（法律），还设有明算科（数学），“试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夏侯阳算经” 。另外，武则天时期设有武举科，玄宗时期设有道举科。

上述科目的设定，为古代中国搜罗了一大批能够推动科学发展的人才。 对此，李约瑟（1900—1995）给出了高度评价：

“我有足够的理由说，中国中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比起欧洲中世纪来，要合理得多。最早可以溯源到公元前三世纪的科举制度，加上古老的举贤习惯作法，导致中国文官政府能够收天下英才以为己用。”

李约瑟，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遗憾的是，伴随着君主集权制的高度强化，进入明朝以后，科举考试成为了专门选拔官僚人员的考试，科技领域的科目被尽数取消。

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士大夫们开始专心于熟背四书五经与学作八股文。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科学沦为了某些人的业余发展的兴趣。其结果就是，科举制度造成了中国科技人才匮乏和职业形象低下的局面。

在巴多明看来，“尽管康熙提出的政策，使在传统技术方面出现某些进步，但始终没有产生一次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作为对比，同时期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却十分迅速，革命性突破连连发生。”

一言概之，科举制度给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障碍（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在元朝，“考公务员”有没有前途？）。

晚清的贡院，科举考试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图为广州考棚

4）巴多明的解决方案

那么问题来了，清代中国该如何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呢？ 对此，他强调了政府和皇帝本人的重要性：

首先，促使科学技术在中国繁荣昌盛的办法，就是不只是要有一位皇帝，而是要有数位连续执政的皇帝，支持那些以其研究和实用而成功地得出新发现的人。

他们积累巨额奖金，以赏赐功勋卓著的人员，为其提供必要的旅行和购置仪器的经费。

他们必须使数术学家们从贫困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或者是从看到被不大精通这类知识者的迫害中解脱出来。”

其次，政府应推行一种人才制度，即设天文学博士和几何学博士。在对他们进行严格考核之后，可让其进入钦天监工作。

如果他们能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更大成绩，可让其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长官，或让他们主持钦天监的工作。

这样会促使社会对数学的重视，使科学家受到尊重，也会吸引更多有才华的人从事于社会发展有用的科学观测与实践。

晚年的康熙皇帝

不过话说回来，科学作为与愚昧落后抗衡的新兴力量，必然会遭遇到腐朽封建专制势力的排斥。 因此，他的主张几乎在清代中国不可能实现。

换言之，只有到了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制衡力量，社会科学意识空前增强的当下，才会有更大的机率成为现实。

在今天看来，尽管李约瑟博士对“古代中国科技为什么会停滞不前”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索，最终以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但不可否认的是，活跃于康熙时代的巴多明教士，是西方世界第一个客观公正地详细探讨中国科技落后原因的学者。

传递圣旨的官员，刊印年代1796年，出自《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尾声

遗憾的是，当清朝的统治阶层日渐感觉到西方各国对自身的安全构成威胁时，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伴随着“禁教”和驱逐西方教士等保守政策的颁布，清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日渐疏远。

与此同时，旨在维护统治需要的国家机器，就像一支疲于奔命的消防大队，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应付扑灭各地起义和叛乱的烈火当中。

对于18世纪后半叶西方世界的革命性变化，统治阶层几乎一无所知。 其结果就是，他们不得不吞下连续战败以及割地赔款的苦果，痛苦地走上一条被动的“自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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